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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inzaghi (让这口烟跳升，我身躯下沉。), 信区: ZJU
标 题: 浙江大学简史[三]:艰苦卓绝的八年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ue Aug 23 16:00:29 2005), 站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宣告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开始，战火很快延烧到浙
江。同年11月，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何仪
器设备，开始西迁，几经周折，历尽艰辛，行程2600余公里，于1940年1月到达贵
州，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并在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
使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在中外高等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一位原中共中央负责人
称之为这是“文军长征”。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袭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本调集海陆空
军进攻上海。8月14日，侵占台湾的日本木更津航空大队首次轰炸杭州。南京、上
海、杭州沿线敌机肆虐，战争空气弥漫东南各省。迫于战事，浙江大学除了一年级
新生于9月下旬迁至西天目山开学上课外，其余各年级仍在距杭州校本部坚持了三
个月的教学活动，直至11月，日军在距杭州只有120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浙大才被
迫决定正式西迁。
第一节 西迁历程
浙江大学要搬迁，首先要解决的原则问题史搬迁到何地去。竺可桢校长和他的
同事们认为，浙大决不搬迁到如武汉、长沙或重庆那样的大城市去，以免造成内迁
大学过于集中在大城市，而是要搬迁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以至僻静的农村
，使大学的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随着战事的发展，浙江大学四次向大
西南搬迁。竺校长的这一决策，使浙大在战事相对安定的山区或农村，找到了相对
安定的办学环境，有利于保存我国知识分子的力量，培养众多的学生。浙江大学这
支“文军”，在大江以南的浙西、赣中、桂北、黔被农村和山区，既坚持了教学和
科学研究，又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同时，浙江大学的学生来源也从原来以东南
地区，即苏、浙、皖、赣为主，扩大到苏、浙、皖、赣、闽、湘、粤、桂、黔、蜀
诸省，以至招收全国各地（包括东北各省）的流亡学生，发展成为一所全国性的大
学。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播种机，在大西南半壁江山播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
；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宣传队，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弘扬了中华民族不可
战胜的精神。
一、初迁浙江建德
1937年“八．一三”凇沪战役以后，由于战时情况的需要，浙江大学成立了“
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竺可桢校长担任主席。这个委员会下设总务、警卫、消防
、救护、工程、防毒、研究、宣传、课程等9股，全体学生必须参加其中一项工作
；同时成立战时后方服务队，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并须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另外
开办警卫、消防、救护、防毒等训练班，由“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所属各股分别
负责办理。
浙大师生本着“读书不忘救国”的精神，课余开展了各种抗战活动。如联合杭
州市各教育单位出版《抗敌导报》，每五日出一期；文学院教师撰文主编《国命旬
刊》，宣传抗战意义；学生出版《每日壁报》、《抗敌三日刊》和《浙大学生战时
特刊》，并作了多次募捐、救济、慰劳、义演、宣传工作，进行得热烈而有成效。
竺校长还和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校长等一起，由“蔡元培先生领衔，致一英文电与
九国公约，。。。。。。主张公道，制裁日本侵略”。同时，浙大在特种教育执行
委员会得主持下积极筹划西迁事宜。
为了使一年级新生能安心学习，竺校长于1937年9月14日和西天目禅源寺方丈
妙定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为1937年度新生得教学和生活用房。9月21日，一年
级新生可是迁至天目山，27日起上课。虽然条件因陋就简，又地处深山，远离城市
，但师生朝夕相处，不仅授课答疑都极便利，而且道德品行得陶冶更为有利，因此
，计划多时得导师制首先在这里推行起来。在当时来说，浙大试行导师制是国内教
育界首创。学校又决定把附设得高工和高农两校迁往萧山县得湘湖。
至于杭州浙大本部，由于敌机侵袭，从9月20日至10月30日，六星期中，因警
报而不能上课得时间平均达16%。但浙大师生在日机狂轰滥炸得情况下，警报一解
除，仍然照常上课。到11月5日，敌寇在浙江、江苏两省间得金山卫全公亭登陆，
离杭州不远，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县。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古称严州。从11
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出发，在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
同时，凡是可以搬运德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
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
搬迁，自11月底起，天目山师生分批行动，乘车、步行、换船，经五天奔波，也全
部到达建德。全校稍事休整，立即复课，一学期德课业，并无大的影响。
浙江大学迁至建德的临时校舍，所以办公室、教室、宿舍等，分散在城内各处
，总办公室在总府前方宅，教室分设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宿舍则在中心小
学、万源当、东门街一带民房。浙大师生员工加上家属不下千于人，所以每天课余
饭后，街巷拥挤。加上其他迁来的学校，建德一时成了学校城。
11月20日，竺校长从广播中得知南京国民政府迁移重庆的消息。同时，苏州陷
落，日寇南侵，逼近嘉兴，建德也不是安居之地。学校考虑再次搬迁，派人到浙江
南部和江西等地实地了解。12月2日，接到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移浙江或江西
南部。竺校长决定亲赴江西，进一步落实校址。经竺校长多日奔波联系，江西省政
府同意拨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但要求以后能集中泰和。竺
校长返杭后立即召集特种教育委员会，“决定提早迁赴吉安，因照原拟寒假中迁往
，如是则学生课业无妨碍而吉安方面之房屋亦可从容预备，但南京失落以后，日本
人有侵武林之趋势， 杭州如失守，则公路必断，而浙赣或不通，故不得不先迁也
。即派人赴玉山接洽车辆，以便定期停刻。”
浙江省政府迁到浙江南部后，11月26日，省教育厅宣布省立学校疏散，从此浙
大附设高工、高农两校失去经费来源。竺可桢只得忍痛遣散两校师生。之后，浙大
九再没有高工、高农了。
二、继迁江西吉安与泰和
12月24日，即杭州沦陷之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师生们走上了极其困难德赴
赣历程。
浙大这次从建德向江西吉安搬迁，不像离杭时那样匆促、忙乱，而是更有组织、更
有秩序。学生分若干队，每队有导师一至二人率领。兰溪、金华、常山、玉山、南
昌、樟树、吉安等地各设接待站。学生和教职工及眷属分三批依次在建德上了民船
，到兰溪后，有的步行，有的换乘小船，溯梅溪而抵金华。
12月26日，浙江金华遭到日寇三架重型轰炸机德狂炸，城内创痕满目，浙大德
大批师生幸未遭害，但身经其险。竺校长于次日到达金华，也遭遇日机德轰炸，落
弹点离他所在的地方不远，幸未受伤。金华连遭日寇轰炸，转瞬之间，市面繁荣顿
歇，居民逃避一空。日本侵略军越钱塘江而直指金华的消息不胫而走，搞得人心惶
惶，不可终日。这时浙赣铁路因军运关系，客货车都已停开，而人民逃难如潮。因
此，浙大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只得集结在金华得几个临时处所。由于柴米难得，许
多人已空腹多时。四壁萧条，饥肠辘辘，时值寒冬，冻坐终夜。在这种情况下，浙
大师生没有消沉，而是更坚定了坚持奋斗的决心，有的交涉兵车附行，有的沿铁路
“安步当车”，有的攀上煤车、敞篷车、难民车、和兵车西行，冒受风雨，尝尽饥
寒。随兵车附行的，往往要在六七天后才能到达南昌。有一部分后走尚在建德的师
生，听到金华被炸的消息，便要所乘的船，溯水路直放衢县，转到常山，再设法往
江西，几经周折，才将这些师生用汽车分批送抵玉山。
江西玉山，是当时浙赣铁路总局所在地。浙大的所以人员，不管是搭车的、乘
船的、步行的，先先后后，陆陆续续，总算平安汇集再玉山。但有700多箱图书仪
器，装了30多艘民船，却停泊再金华铁路车站西面不远的河面上。在这样的危难时
刻，浙大负责押运的教师、职工，四处奔波设法，并亲自动手，将物件分装在兵车
、煤车和货车上，到1938年1月6日夜间，才将所有滞留的校产，运离秩序混乱的金
华，到达江西玉山。
但是，当时在玉山要找火车车皮运送浙大师生到吉安附近的樟树镇，简直比登
天还难。为此，竺可桢从1937年12月28日起在玉山停留十一天，在小雪断续、北风
劲吹的玉山四处奔波，托人求情，联系车辆。直到1月7日铁路局才同意拨10余节车
皮给浙大使用，实际上又过两天之后，总算杂技贵溪联系到一低钩车头，才将浙大
师生和图书仪器运往江西樟树镇。而另外在一列客车上的师生，却不知下落，经竺
校长再三查询，方知该车厢竟被甩在江西乡间的向塘，这些师生饱尝困顿一星期后
，才被运抵樟树镇。竺校长这种为浙大师生的安全而奋不顾身、辛勤操劳的事迹深
深感动了浙大师生，使大家对他产生深深的爱戴之心。
从1937年12月24日到次年1月20日，浙大师生从浙江建德出发，经金华、玉山
、樟树，转抵江西吉安，行程752公里，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饱受了惊吓和风霜
之苦，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幸而人员、物资都无损失，平安到达目的地。
这次迁校德目的地是泰和，由于战局发展迅速，浙大提前迁离建德，泰和的房舍来
不及准备就续，而吉安却有两所学校正放寒假，房舍空着，所以就借了来，作为浙
大临时落脚之地。
吉安在江西中部，位于赣江及其支流禾水汇合处。这里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
修禾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乡。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在吉安地区的井冈山
建立。
浙大迁到吉安后，教职员住在乡村师范，眷属租用了当地一些居民住房，学生
则全部住入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为了不致荒废学业，利用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放
寒假期间，学校决定借屋暂行上课，以结束一学期的课程。因而吉安中学的一些现
成设备，不用花很多力量，所以比较方便。学生上课两周，接着进行期末考试，然
后休息一周 ，便准备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乡间。
吉安的堤岸长7.5公里，有一浮桥与江中的白鹭洲相连。白鹭洲是一个长约2.
5公里的江中小岛，学生们居住的吉安中学，原为白鹭洲书院遗址。文天祥所书的
“古吉台”石碑竖立在白鹭洲头“风月楼”前。这里是一个清幽绝佳的读书地方；
后来离去时，许多师生深憾留住此地时间太短。
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 寒假已告期满，浙大师生即于2月18日由水
路（赣江）和陆路（赣粤国道）迁移到泰和。浙大离去后不久，白鹭洲便遭到日寇
飞机的轰炸。
泰和又名白下，千里赣江自南向北穿越而去，赣粤国道沿江而行。浙江大学临
时校址就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该村古时有两座书院，即大原书院（又名
千秋书院）和华阳书院，还有趣原和遐观楼（即藏书楼），当年远道学子负笈来学
，文风之盛，可与白鹭洲书院相当。浙大师生抵达泰和后 ，稍事安顿，便继续教
学，科学研究也未停顿。学生黎明即起，在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白天
不够，又复三更灯火，埋头苦读。为了要补足搬迁期间所受到的影响，各学院的
课程和试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无论教职工和学生，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都自
觉延长。于天目山开始实行的导师制在这里也继续贯彻，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砥砺，
关系更为密切。大局势如此纷乱急迫，这里的小环境却如此有条不紊，这在抗战时
期国内各大学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
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得一所。
不过，广大师生并没有忘记外部世界，“读书不忘抗战”。由于浙大搬迁所经
的建德、泰和等地，都无日报，也不能及时看到其他报刊，消息闭塞。为改变这种
状况，浙大组织了情报委员会，从建德起就出版《浙大日报》。利用自备的无线点
收音机，夜间收听记录新闻消息，予以摘编，先是用壁报形式张贴，接着在建德铅
印20多期，到泰和后，没有铅印条件，改为油印发行。每期由每天的晚上九时起，
到次日上午九时止，分别由工读学生（勤工俭读学生，当时称为工读学生）和职员
二人收听和记录，上午十时编好，接着刻印，十二时左右发行，并由工读学生上街
叫卖，颇受当地群众欢迎。内容除国内外新闻外，并酌登校文、论著、通讯。《浙
大日报》出刊一百期时，竺校长于5月19日特为《浙大日报》增刊撰写了《百期纪
念感言》，文中说道：“浙大日报是在中华民国全面抗战以后出世的，是在我们浙
江大学颠沛流离中产生的，浙大日报之所以刊印，并不是偶然，而是适应环境的需
要。我们学校一迁建德，再迁泰和，建德与泰和统是没有日报的地方，而在全民族
强烈抗战的时候，前方战场的消息，国际形势的变态，我们全校人士，刻刻关怀，
莫不以先睹先知为快。所以学校虽在困苦颠沛之中，而浙大日报呱呱坠地之后，不
但能继续维持，而竟能逐渐扩充篇幅，在极短时期以内，给我们以确切的消息。。
。。。。。浙大日报不但给我们以最近的消息，而且时时促进我们的自省。。。。
。。。”
浙大师生抗日热情很高，开展了许多抗日活动。如学生自治会发起给前方将士
捐献棉背心，竺可桢就命拨出两间房子作缝制场所，带头捐献以供制作费用，并常
和夫人到制作场鼓励，夫人张侠魂更多次到现场指导。以后学生自治会又发起募捐
活动，竺可桢夫妇率先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夫人张侠魂还发起在1938年7月7日
举行“七七卢沟桥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并亲自撰文以志纪念。
浙江大学师生留住泰和期间，为当地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修筑防洪大堤，创设
澄江学校，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
修筑防洪大堤是有益民生的急事。因赣江主流所经，两岸大多为平原，泥沙淤
积，夏天大雨时，几乎年年泛滥。上田村的楼壁墙角，以往的水痕斑斑可见。当地
人民虽屡遭水害，但因无力纺织，也就习以为常。浙大到来了解这一情况后，即与
江西省水利局及泰和县政府三方商量，决定修筑防洪堤，由地方出钱，浙大负责全
部技术工作。为此，组成堤工委员会，推选竺校长为主任委员 ，由浙大土木系的
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测量水位和堤基，4月底开工，到6月底完工，历时两个月。
防洪堤东起泰和县城，西至梁家村，全长7.5公里，所有土方、涵洞、水闸等工程
都如期完成，堤工最多时增到800人。虽当年恰逢雨量少，未发水灾；第二年即发
洪水，当地人民未遭水灾，都诚称崇浙大底功劳。此后，上田村一带未再遭水灾。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屡次组织民工加固堤防，但当地群众特别是老年人，仍然赞扬
浙大师生在抗战时兴建的“浙大防洪堤”。江边还没有一码头，当时叫“浙大码头
”，这个名称一直延用至今，也是浙大曾在泰和停留的永久的美好的纪念。
创设澄江学校（赣江流经泰和的一段，又名澄江）。浙大推选四位教授组成校
董会，由热心教学的大学生兼任教师，改变了原来农村小学师资程度低下，设备缺
乏等状况，使得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后来这
所学校改称县立上田村小学，以后又为省立试验小学接办，对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起到了推动作用。
到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已迫使不少苏、浙、皖的群众流离失所 ，有的难
民来到了江西，缺乏生活依靠，于是浙大和江西省政府商议合办垦殖场，以解决一
部分人的居住和生计问题。沙村附近高垄一带有荒田600于亩，建立了沙村示范垦
殖场，由浙大土木系工读学生勘定、测绘，并由农学院负责主持筹划，有两位浙大
毕业生具体指导，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垦荒耕种，集体经营，既使难民的生活
有所着落，也使农垦事业有所推进。竺校长对泰和县农村衰败、人丁锐减的情况也
甚为关切，特地嘱托在垦殖场工作的两位毕业生对吉安地区11个县区的部分乡村进
行调查，他们靠步行整整调查了三个月，获得了当地农村的不少情况和资料。
浙大还做了一件意义重大、有利于保存民族文化瑰宝、免遭战火之灾的好事，
就是协助浙江省搬运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安全处所。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当
时共抄了七部，其中三步早已被毁，原在热河、奉天的两部在抗战开始后已陷敌手
。余留的两部，原在北京故宫文渊阁的一部已迁四川，原在杭州文澜阁的一部，
36000多册，在“八。一三”凇沪抗战前由浙江图书馆装成140箱运到富阳乡下存放
；后日军进逼，省图书馆想把它运至建德，但省里不发经费，竺可桢得知后马上派
校车帮忙运到建德。以后省图书馆又把它运到龙泉乡下。浙大迁到江西后，竺校长
为四库全书的安全担心，认为在龙泉也不安全，特地致电教育部，指出四库全书应
及早迁到内地，并表示浙大愿意派人协助。教育部复电同意竺校长的意见，准备迁
到贵阳，要求浙大协助搬运。竺可桢校长即指派一位教师回到浙江，与有关部门商
议，中经周折，终于会同浙江图书馆启运出省，途经五省，历程2500公里，全部安
全运抵贵阳附近的地母洞存放。浙大迁到贵州后，竺校长几次到 地母洞了解情况
，并对保管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使这一文化瑰宝得以安全渡过抗战时期，
战后运回杭州。
浙大的师生还先后多次进行救亡宣传，演出了《卢沟桥》、《汉奸地末路》、
《中华民族子孙》等话剧，十几里外的村民都赶来观看；浙大学生还到泰和、吉安
乃至赣州宣传演出，募集救护伤兵的捐款；浙大教授组织前线慰劳队，赴汉口转到
前线慰劳，节约自己的膳食费作为捐款。影响所及，小学生们也热烈响应。同仇敌
忾之气一时激荡赣江上游各地。
1938年6月26日，浙江大学有一批毕业生即将走上社会。这也是浙大在抗战中
的第一披毕业生。竺校长在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
识与努力”的富有哲理÷充满激情的讲话。他鼓励学生要日日新，又日新，以天下
为几任，使中华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他希望同学们“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
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吴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竺校长在结
束讲话时说：“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欢送了
毕业生，浙大正准备招收新生——包括那些在战争后方迫切希望求学的流亡学生。
但是，时局多变，6月下旬，7月初，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泰和已不是
安全之地。即使敌人未必很快深入江西中部和南部，但只要南昌一陷落，浙赣路就
会中断，届时就无法迁校，因此，浙大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学校再次组成迁校委
员会，竺校长亲自出马，7月3日，在武汉找到教育部长陈立夫，陈同意必要时浙大
可再次迁校，并说贵州安顺可以考虑。竺校长就经长沙赴广西，到各地考察，寻找
合适的地点。7月23日，在桂林得到校中催他回去的电报，其中有他夫人张侠魂患
了疾病的话。7月25日，竺可桢急行回到泰和，在浙大长堤上看到等候在那里的竺
梅、竺安、竺宁（长子竺津已在1938年1月考取军校离家），大女儿竺梅说妈妈的
病好些了；但因为没有见到次子竺衡，就问衡儿在哪里，竺梅呜咽着说“衡没得了
”。竺可桢听后惊呆了，眼泪簌簌流下。早两天在途中曾听说学校里人提及竺衡生
病，他原以为不过是小病，万万没有想到竟会夺去一个十四岁孩子的生命。他赶紧
回家，见到张侠魂应患痢疾病卧在床，身体已十分衰弱。竺可桢走到床前探问，张
侠魂说她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了，还问衡儿的病怎样了（家人怕刺激她，向她隐瞒了
竺衡已病逝的情况）。竺可桢强忍悲痛，抚慰夫人。张侠魂和竺衡当时得的是痢疾
，本不是大病，可惜当时医疗条件太差，抗战时在泰和这种小地方更是缺医少药，
而张侠魂这时已经病得很重，竺可桢回校后虽多方设法，终于无法挽救。8月3日上
午，张侠魂不幸逝世。月之内，竺可桢接连丧妻失子，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
形势所迫，责任所在，竺可桢强忍着精神上的沉重创痛，仍然力疾从公，坚持工作
。8月10日，浙大教职工为张侠魂举行追悼会，到教职工和学生300余人。师生们看
到竺可桢衰痛憔悴的面容，都深感痛悼，全场呜咽。9月15日，葬张侠魂和竺衡母
子于泰和松山。
三、再迁广西宜山
由于战事影响，7月25日起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教育部曾指令浙大“遇必
要时可迁贵州安顺”。但经竺校长实地堪察，自广西宜山至贵州安顺一段，只能靠
汽车运输，成千名人员，几千箱图书仪器，要到达安顺，起码要费时半年以上，何
况车辆又很难得到。因此，讨论再三，竺校长决定先迁广西宜山，视届时形势再定
行止。迁校委员会并在原则上确定了入桂路线：图书仪器沿赣粤间水路入桂，为的
是比较安全和节省运费；师生则循赣湘公路、湘桂铁路西行去宜山，只要安排在时
间上比较经济。迁校委员会还议决：学生每人发20元路费津贴；教职工中月工资在
30元以下有眷属的发津贴40元；押运图书仪器的师生路费由学校支付，每天还津贴
膳宿费1.5元。由于路远，学校在赣州、大庚、南雄、曲江、茶陵、衡阳、桂林设
立运输站。对于人员分组、出发日期、图书仪器、运输车辆调度、房屋准备，以及
医疗保健等，事先都作了详细的规划并明确分工，切实执行，做到紧迫中不忙乱，
患难中同舟共济。
浙大在江西泰和只住了半年多，又要搬迁了。1938年8月13日，首批教职员先
遣队出发；8月19日，首批图书仪器装船起运；8月30日，第一批教职员启程；9月
15日，首批女生出发。以后，3辆校车分批轮流运送师生，西至茶陵，南达赣州，
自此至后的路程，师生们都自行前去。9月17日，竺可桢带竺梅、竺安和竺宁至松
山张侠魂墓前告别，次日，全家离泰和西去。19日和20日两天他在途中早上都醒得
很早，忆及不久前还和张侠魂同走此路到长沙，现在只剩一人，又想到1920年结婚
以来与张侠魂同甘共苦得深情，不复能眠，步陆游《沈园》忆亡妻唐婉诗原韵吟成
两首悼念诗：“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
独来。”“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绵绵；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9月8日，首批教职员到达广西宜山。20日后，首批女生也抵达。直到10月底，
所有教职员和师生，除押运图书仪器等物资尚在途中底以外，全部安抵宜山。学校
于11月1日开学上课。
当时有20名学生，为了锻炼，且能在沿途采访和宣传抗日，自动组织了步行团
。竺校长对此表示支持，并赠送了地图和指南针。这个步行团以鲁迅的名著《呐喊
》命名，称为呐喊步行团。同学们分成两队，取道茶陵、攸县、衡山、南岳，而达
衡阳。途中所经之处，除了采访收集各地民风、习俗，还时常登台演出，宣传抗日
。到10月底，步行团的同学们才安抵宜山。
为了图书仪器及部分行李的安全运输，学校指派职员和19名学生负责押运。船
只沿赣江溯流而上。由于上游水浅，行驶了二个月，才到达广东曲江。10月23日，
广州突告陷落，浙大这批图书仪器26吨和行李300件，往什么地方运，成了问题。
当时学校已有电嘱走衡阳，沿湘江入桂，但押运的学生为急于将物资运到学校，走
衡阳要退回一段路程，于是决定仍走三水，然后沿西江入桂的水路。10月25日，三
水已是一片混乱，日寇军舰骚扰，枪声四起，并有黑衣人向船只窜来。晨雾之中，
押运的学生不知道这类黑衣人是何等人物，有的以为是敌人来了，即有两个学生跳
入江中游往他处；此时敌机轰鸣，其他学生为避空袭，即要船靠岸，给了船户15元
托其照看船上物资后弃船而走。从此，船只失去掌握。幸好恰有浙大职员感到寻觅
，并迅速联系将浙大所有船只系在我国兵舰尾部，上驶到肇庆，才得以脱险。其情
形之紧急，可见一斑。后同学们在梧州相会；跳水的二个学生，经过许多时日方得
到达宜山。这一批图书仪器，自肇庆运到象县时因船触礁，只得再全数搬上岸，改
由汽车运往柳州，再由货船五艘运至宜山，实是颠沛。
一般说来，竺可桢是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长者，很少疾言厉色地斥责
别人的，但听说押运学生弃船而走的报告后非常气愤。1938年11月14日在宜山举行
的一次纪念周集会上严肃批评了这些学生。他说：“事先已知三水危急而贸然前往
，是为不智；临危急而又各鸟兽散，是为不勇；眼见同学落水而不视其至安全地点
各自分跑，无恻隐之心，是为不仁。此19人乃你们所公推，是全体学生之大辱，亦
是全校职工之奇辱。你们得常自省问，若是再逢这种机会，是否见危授命，能不逃
避而身当其冲？”竺可桢一生言行一致，没有私心，一心为公，碰到困难都尽力克
服。但这些学生未能临危授命，处惊不乱，而只顾自己逃命，他认为这是重大原则
问题，所以有上述严厉批评。
另有学生行李434件，于10月20日自韶关（曲江）南下，因战事滞留再三水西
北得四会，进退维谷，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设法取回。其他集结再韶关、大庚两地的
图书仪器也欲进不能，只得将在韶关得图书仪器水运至乐昌坪石，改由粤汉铁路运
至衡阳；而在大庚的图书仪器，则原船运回泰和，寄放樟树，后改由浙赣、粤汉两
铁路转运至衡阳。直到12月12日，这两批图书仪器及行李2000件，才由衡阳启运，
由湘桂铁路抵桂林，再改由水路于1939年1月12日运到阳朔，经多方联系，借得西
南运输处卡车4辆，加上浙大自己的校车，才由阳朔运到柳州，再由龙江水运至宜
山。
浙大这段西迁历程，人员众多，家属中又老有小，图书仪器行李有200多吨，
记2000多箱，由于师生员工紧密团结，互相关心，共同分担任务，不论是教授还是
职工、学生，同样打前站、当押运、任留守，做到有始有终，克服了许多难以预料
的困难和周折，胜利完成了搬迁任务。在迁校中，大部分仪器都无损坏、散失，物
理系甚至连玻璃仪器以至米尺都没有损坏或丢失一件。
浙江大学在1938年10月迁到宜山后，以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以文庙、湖广
会馆为礼堂、教室，并在东门外标营搭盖草屋为临时教室和学生宿舍。教师们分散
居住在城内各处，竺校长也租住于一居民的房屋。
“宜山宜水不宜人”，宜山昔称“蛮烟瘴雨”之乡。浙江大学师生到达宜山之
后，首先遇到的是疟疾的威胁。竺可桢校长再日记中作了记载：“日来校中患恶性
疟疾者日多，昨下午四点张荩谋之侄女病殁，学生中患此病者已有十多人，女生庞
曾漱几乎不起。同事中张孟闻近亦发热，家属中有卢宜秋一子、一侄，俞锡荣、孙
沩、刚复之侄媳。。。。。。。特效药为扑疟母星或阿的平。校中所带之药均已用
罄，连同事中所挈带来者亦借用无余，而柳州、桂林均不备此药，或备而不多，故
一方面电毛掌秋在上海购办，一面派钱英男赴杭州或广州购办。”“自浙大迁桂，
十、十一两个月中患疟疾者已达146（人），其中恶性者占百分之七十七。十二月
、一月新染者尚接踵而起，合共不下二百起，每一家中几乎必有疟疾病之人，其严
重性可知。而云南孟定之疟更为猖獗，。。。。。。云南思茅之人口因疟而减少至
三分之一，。。。。。。”“浙大学生自此后患疟者已达三分之一，其数可惊人。
寓中宁宁、波若与阿秀均患此症。午后三点半江西一年级学生熊大鸾忽患急症逝世
。。。。。。。学生等群居一处，一症若蔓延则吾辈无噍类矣。”
宜山虽位处西南，也常遭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空袭。自从广州失陷，广西的桂林柳州
合贵州的贵阳常受轰炸。宜山也整日在警报声中。日寇对军事目标以外的建筑也残
酷破坏，愈来愈疯狂，而摧残文化事业，以学校与其他文化机关为目标，也愈演愈
烈。浙大是重要的文化教育单位，也是敌机轰炸的目标。1939年2月5日，日寇果然
以浙大为目标，进行猛烈的轰炸。敌机18架，先炸西门汽车站一带，而后，敌机在
标营一地竟投燃烧弹、暴烈弹118枚之多。炸毁浙大标营东宿舍8间、大礼堂一幢、
新教室三幢计14间，其余如导师办公室、体育室、事务课办公室、阅报室、厨房、
储藏室、饭厅及杂室等亦被毁或不能住人。浙大迁校时带去唯一的一架钢琴也被毁
。遵义城内工学院院长李寿恒、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校长办公室秘书诸葛麒的住
屋均被炸塌一角，幸人员无恙。因学校平时防空教育得法，师生家属中仅有二名学
生、一名校工轻伤，而二年级全体学生除随身衣服外，已一无所有，损失巨大。
教职工和未受损失的同学于当晚迅速征集被服供受炸同学使用，除少量为借用
外，其余都属赠送。学校并拨款2000元救助同学，校务会议经征得同意后，决定以
教职员月薪十分之一作为捐助，分配给受炸同学（月薪50元以下者自由捐献）。患
难与共，谊切共舟。
自“二。五”轰炸后，敌机的干扰不断，尤其是秋天，桂南形势紧张，“九。
一五”宜山又遭轰炸，搞得人心惶惶。10月13日，学校决议，“北山挂一灯，教职
员照常办公，挂两灯，则有心脏病或家有病人或其它特殊原因可离去。至警报打响
，始停止办公”。如若敌机一入境，挂一灯后就纷纷离去，既扰乱人心又影响工作
。
浙大师生在宜山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除疟疾和空袭的威胁外，吃、穿、住、行
都非常困难，学生的功课也比较重。但是，师生们皆以苦为乐，情绪高昂，勤奋教
学，抗日宣传活动也很活跃。
有一位浙大的校友回忆当年的情景，曾这样写道：“1939年的元旦，在学校的
大草棚里的汽油灯底下举行迎新晚会，仪式很简单，然而情绪都非常欢畅热烈。因
为没有那么多的凳子，大家都围着站。一位教授开场就说：这个节日，我们没有什
么礼物送给大家，只有几顶大草帽送给你们。他边说边指着头顶上的茅草屋顶，引
得大家都欢笑起来，师生的感情一开始就非常融洽。那时候学校除了借用县城里的
文庙以外，就是用竹子搭的一些大草棚。”“开初，我们的‘教室’只是在草棚里
挂上块黑板，同学们都是站着听课，肩膀上用鸡肠带斜挂上一块木板记笔记。学生
寝室也是大草棚，夜间自修没有课桌，我们常常站在板凳上，在双层床的上层床板
上，就着一盏小小的油灯做习题。”“一双袜子穿了，一补再补，补到无处可补的
时候，干脆把袜底剪掉，换双步底，这样又可混些时候。不太会针线底，她们也有
个办法，把破袜子向前一拉，再返着过来，这样就不会‘前吃后空’了。但袜子会
越穿越短，短到连小腿都遮不了底时候，那就丢掉。当时不但女同学会拿针线，有
些男同学也会，无啥稀奇。”“吃的方面，。。。。。。饭，好像是够吃的，只是
菜，少得可怜，不够分配。食量大点得同学，到最后只有吃白饭。女同学中吃东西
比较斯文，大家客客气气，普遍都心照不宣，实行‘蜻蜓点水’和‘逢六进一’制
，菜勉强可以应付。所谓‘蜻蜓点水’，就是夹菜时，不能大块大块的夹，要象蜻
蜓点水那样点到即是，譬如吃豆腐乳，只能用筷头粘一点点即可。所谓‘逢六进一
’，就是吃六口饭才进一口菜，六口饭分两次下咽，一长五短之后，才能吃菜。”
学生每月的膳费只有7元钱，在生活费昂贵的情况下，学生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
。
学生们生活如此，教授们的生活也相差不远。以生物系教授贝时璋先生为例，
一家四口住在宜山白崖乡，泥墙草屋。晚间一盏油灯，几根灯草。贝教授既要备课
，夫人要借光纳鞋，孩子们又要在灯下做功课。“苏步青、陈建功诸人须自行黄水
洗面。小职员以薪水过少，生活程度高，遂致不能有积蓄之。”“驾吾（中文系教
授）之夫人，病入膏肓，无回生之希望。王等所住系草顶泥墙，木门泥地，尚高敞
，马一浮以二百元购得者，有地一亩，但附近蝇蚊甚多，且无饮水，非住家良地也
。”（引自《竺可桢日记》）如此等等，教授们地生活也是如此艰苦。
师生们地生活虽苦，教学活动却是照常进行。各年级地课时安排，都按原定计
划完成。据统计，当时各学期的实际上课日数，超过了教育部的规定要求。各项试
验也绝不放松。同时，由于宜山的地质、气候、风物、人情、经济、疾病都具有特
殊性，浙大各系师生，如史地、化学、教育、园艺、农经等系都在和自己有关地学
科方面，结合实际加以科学探讨与研究。各系地学术讨论会经常每周举行一两次，
每个系地教师和高年级学生都必须出席，个人轮流做报告。由于敌机经常来轰炸，
一般安排在晚上举行。各位教授，包括系主任、校长，经常被邀请作学术报告。竺
校长每学期至少被邀请二次以上。这些研究和探讨成果均陆续以文字或实际成果表
现出来，贡献给地方和国家。如养蚕的示范，工程的经营，都带动了地方各方面新
的发展。宜山村民的普及教育，学生们也热心的进行。
师生们生活虽苦，但爱国的宣传活动却十分活跃。师生们数次举行义卖活动，
把义卖所得，捐献抗日。对此竺校长都是热情的支持，竺校长将夫人所藏的汕头绣
花台布、闽漆花瓶一对、网球、日记本、寒暑表等12件物品捐献义卖。
浙大学生排演《自有魂》等戏剧，以义演所得，作为抗日宣传活动之用。学生
们还在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宾阳、武鸣至南丹前线，设站救护伤员，并沿途宣传、
歌咏，竺校长都给予热情的支持。浙大师生经受了“光荣的洗礼”，抗日热情更加
高涨。
在1938年至1939年两年动荡岁月里，浙大的规模还稍有发展。1938年8月，经
教育部批准，浙大增设师范学院，设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6学系
。1939年夏，文理学院一分为二，成为文学院和理学院；农学院农艺系的农业化学
组成为农业化学系；文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至此，浙大已有文、理、工、农、师
范5学院。在此期间，竺可桢先后邀请了马一浮、柳诒征、佘坤珊、郦承铨、陈立
、王师羲、侯家煦、丰子恺、蔡邦华、吴耕民、张肇骞、蒋芸生等到浙大任教或讲
学。1939年秋，学校人事也作了较大变动：原教务长郑晓沧请病假留在浙东，改请
张绍忠继任；梅光迪为文学院院长；胡刚复为理学院院长；王王进为师范学院院长
；原工学院院长李寿恒辞职，由李熙谋继任；原农学院院长卢守耕辞职，由蔡邦华
继任；陈训慈任龙泉分校主任，等。
在迁离宜山之前，特在文庙《宜山县城池图》碑旁，立一《国立浙江大学宜山
学舍记》石碑，以留作永久的纪念。竺校长亲自撰写的碑文为：
将欲抗顽劣、复失壤、兴旧邦，其必由学乎？丁丑之秋，倭大入寇，北自冀察
，南抵闽粤，十余省之地，三年之间，莫不被其毒。惟吾将士暴露于野者气益勇，
民庶流离于道者志益坚。其学校师生义不污贼，则走西南数千里外，边辟之地，讲
诵不辍。上下兢兢，以必胜自矢。噫，此岂非公私义利之辨，夷夏内外之防，载在
圣贤之籍，讲于师儒之口，而入于人人之心者，涵煦深厚，一遇事变，遂大作于外
腴？当军兴之四月，国立浙江大学以杭县且危，尽其有以迁建德；逾二月，桐庐告
急，徙泰和；二十七年七月，虏犯九江，复之宜山而校焉。宜山之为县，当黔桂孔
道，其长吏若民，多通才达识，喜多士之至也，划县中之文庙东郊之标营，即工读
学校以为焉。乃鸠工庀材，修其蔽坏，涤其黝污，取蔽风雨，务绝华靡，故工不劳
而集，费不侈而完。又择隙地，结茅架竹，为屋数十椽以益之。凡讲艺之堂，栖士
之舍，图书仪器之馆，校长百执事之室，以至庖之所，电工之厂，游息树艺之场，
莫不具备。于是五院之师生千有余人，皆得以时讲贯于其中，应变以常，处困以享
，荡虏之积秽，扬大汉之天声，用邦命于无穷，其惟吾校诸君是望乎。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 校长 竺可桢撰
当40年代来到这外侮严重国步艰危的中华大地时，竺校长率领他的同事们学生
们，离别广西宜山，向着历史名城——贵州遵义，进发了！
四、终迁贵州的遵义、湄潭、永兴
1939年11月起，广西的战争形势十分紧张，11月15日，日寇在广西南部沿海的
龙门港登陆并迅即侵占防城县；11月25日，广西南宁陷落。竺可桢对这一战局上的
突变非常痛心，因为他认为这和1937年11月敌人在金山卫登陆，导致苏州杭州失守
和1938年10月敌人在大鹏湾登陆，导致惠州广州失守一样，完全是由于中国有关官
员失职造成的。敌人可能在龙门港一带登陆，早在一年前就有人指出，可是当局却
始终没有认真去布防；更使人痛心的是，在这次敌人登陆时当地竟没有一个可以决
策的高级指挥官，“军长夏威以丁服艰不视事,师长冯璜又调往重庆受训，加以白
键生出席六中全会，黄旭初疾疟不能起床，李品仙赴皖就主席，结果竟无一人能指
挥，可称荒唐之至！”以至贻误战机，敌人得以长驱直入。这不能不使他一再长吟
陆游咏邓艾赴蜀的诗句：“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愤慨不已。
在宜山的浙大已不安全，学校于次日决定筹备迁校，并派人去贵州遵义和云南
建水等地勘察校址，最后决定迁到贵州遵义、湄潭，并报告教育部。12月13日晨，
第一批船载仪器启运，同日晚第一批图书装上二辆汽车迁移；至12月23日，已有
405箱图书仪器运走。1940年1月9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同意浙大迁移贵州，于是
浙大正式全面迁校。时值隆冬，到处雪凇冰凌，桂黔之间，山峦重叠，又缺车辆，
搬迁极为困难。浙大师生一路顶风冒雨，协助学校搬运图书仪器，经过艰苦的努力
，才使学校胜利地迁到贵州。
经竺校长于1940年1月间的亲自堪察，由于遵义到湄潭等地的公路当时尚未竣
工，及湄潭、永兴的校舍尚须增建，所以决定一年级学生暂时在贵阳南面30多公里
的青岩居住和上课，称为青岩分校。2月9日，青岩分校一年级和先修班学生361人
开始上课。2月22日，二、三、四年级学生在遵义开始上课。
遵义地区位于贵州北部，遵义县城也是行署所在地。遵义地区原辖12个县，即
遵义 、绥阳、桐梓、正安、仁怀、赤水、习水、湄潭、凤冈、德江、务川、后坪
；解放后改辖13个县、市。遵义地处黔北交通要道，北通重庆。有娄山关屏障；南
接贵阳市，有乌江天险、名山胜水，雄踞要冲，总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当年全地
区有人口240万，遵义县城人口5万。区内雨量丰沛，冬暖夏凉，有黔北粮仓之称，
也是黔北的物资集散地。遵义又是贵州的文化区，汉代已有尹珍、舍人及盛览等三
贤，曾师事许慎和司马相如，后回乡教学，开启本区的教育事业；唐代以后，州县
都有书院；明清以来，人才辈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被尊为西南三大儒。新中
国成立后经考古发现，远古人类“桐梓人”在距今15－20万年前，已在遵义地区生
息繁衍。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这里，召开了举世闻名得遵义会议，
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
转折点。时隔五年，1940年2月，浙江大学这支文化教育队伍，历经千辛万苦，也
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这真是历史的巧合。遵义市（原遵义县城）于1982年经国务院
首批公布为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实践证明这一抉择是明智的正确的，使浙大得以在相对安
静的黔北地区，赢得了近七年的宝贵时间，并得到长足的发展。
第二节 龙泉分校
1938年迁泰和时 ，浙大是全国各大学中最靠近前线的学校。浙大迁桂黔后，
浙江省的高中毕业生和福建安徽江西以及离沪的青年学生，由于交通或经济关系，
不能去内地升学者越来越多。浙大于1939年1月提请在浙东设先修班。同年4月，教
育部电复，准浙大在浙赣闽之间设立分校，专招各系一年级新生并设置大学先修班
，其他学校来浙大借读学生也由浙大登记收读。竺校长则已于2月派教务长郑晓沧
教授史地系陈训慈教授去浙筹办。勘定浙江龙泉县的坊下村为校址，成立浙东分校
，后改名龙泉分校。分校招收文理工农四院一年级新生并设置大学先修班。分校创
办初期仅设一年级，学生遇一年级学习结束后，仍须去遵义总校升入二年级。分校
第一任主任为陈训慈，继之为郑晓沧，最后由路季讷任主任。
1939年7月，龙泉分校在永康招生，录取正取生120名，备取生30名。1939年
10月1日开学，11日正式上课。1940年分校参加统一招生，共计录取新生报到者
160人和先修班23人。同时分校将修毕一年级的学生发给旅费送入遵义总校继续学
习。1941年8月，增设二年级。1941年9月，增设师范学院初级部国文科、数学科两
班，每班40人。师院学生来源由浙江教育厅保送20名，江苏、安徽两省各保送20名
，不足之数由分校自行招生补足；11月开学，28日上课。1944年，师范学 院设五
年制国文、外文两系，并将师范学院初级部改称师范专修科。
分校开设之初，租用龙泉坊下村民房为校舍。1941年起因学生人数增多，于是
在离坊下村1公里的石坑垅村建师范学院教室及教职员和学生简易宿舍、大膳厅等
共八座。以后校舍分为两部：一部在坊下，为行政各办公室及理、工、农三院学生
学习与住宿之处；二部在石坑垅，为文、师两院及师范专修科学生宿舍及教室、膳
厅等。
龙泉分校设分校主任一人，下设教务、总务、训导三处及会计室、军训总队。
教务处设注册、 两组及图书馆；总务处设文书、出纳、庶务三组；训导处设医务
、体育卫生、生活指导三组/分校成立校务委员会，并设立招生、物价查报、贷金
审查、经济审查、物资审查、应变等委员会。全分校五个学院，共设中文系、外文
系；数理系；机电系、化工系、土木系；农艺系、农经系和师院五年制国文系、外
语系及专科国文科、数学科。分校实施导师制，学生以10-13人为一组，每组有一
位导师。
1942年夏，日寇窜扰浙东，金华、衢州相继失陷。龙泉分校备受威胁，只得于
8月1日开始，暂迁至闽北山区的松溪县郊弥陀寺。当时闽北鼠疫流行，分校庶务员
江忠靖因采购经常出入疫区，首先染疫身亡，接着会计姚寿臣也染疫而死，教职工
家属中染疫而死者也有两人。适此时丽水之敌已退，分校才于同年秋季迁回龙泉复
课。
龙泉地处浙闽边陲，山高溪窄，交通阻塞，土地贫瘠，加上当局的横征暴敛，
当地人民生活十分贫苦，学校稀少。龙泉分校成立后，不久在坊下设立附属小学一
所，定名芳野小学（坊下的谐音）。小学除分校教职工子弟外，附近农民子弟入学
读书的也很多，有的农民离坊下村虽较远，也送子女入学。
第三节“求是”校训与校歌
1938年11月19日，在广西宜山，竺可桢校长主持校务会议，会议决定以“求是
”为浙江大学校训，并决定请著名学者马一浮写校歌歌词。
关于“求是”校训，竺校长多次作过阐述。1939年2月，他在对一年级新生作
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演中说：“浙大从求是书院时代起到现在可说已
经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到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谓求是？英文是
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意为求是，可谓不约而同
。。。。。。。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试验。求是的路径，中
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
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
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
，非所逆睹。”他还在《科学方法与精神》一文中进一步阐述求是精神的含义：“
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
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了解得科学精神是在蕲求真理
，吾人也可悬揣科学家应该采取的态度了。据吾人的理解，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
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据。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
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厉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
，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竺校长还在《壮哉求是精神
》的讲话中勉励浙大学生勇于实践求是精神：“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
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旦厉害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近世科学始祖首推
哥白尼、伽利略以及布鲁诺三氏，除前一人著书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历险如
夷，视死如归，以身殉科学。。。。。。。壮哉求是精神！此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
者不足与言。深冀诸位效之！”
著名国学家马一浮作的《浙江大学校歌》歌词是这样的：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
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已
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
。
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
，若金之在熔。尚享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马一浮作的这首歌词，因为引用了较多的古典，用的是文言文，不太通俗，且
读起来有时比较拗口，竺校长曾考虑改写，但他又觉得，马老作的歌词虽文理艰深
，但含义深远，很能体现浙江大学所追求的求是精神，因此，这首“大不自多”歌
仍请著名作曲家、当时的国立中央英勇学院的应尚能教授谱曲，并经校务会议通过
，正式定为浙江大学校歌。
为了使全校师生能理解这首校歌的含义，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的郭斌和教授曾对歌
词作了解释，现予节录，以见马老所作校歌含义之深邃。
此歌分三章。首章说明国立大学之精神；次章说明国立浙江大学之精神，发挥
校训“求是”两字之真谛；莫章说明国立浙江大学现在之地位，及其将来之使命。
首章起四句，言大学之所以为大，以海象征大学，百川汇海，方成其大。大学
为学问之海洋，与专科学校不同，应兼收并蓄，包罗有。。。。。。。大学学科繁
多，然大别之，不外形上与形下两种。形上体，即讲抽象原则之学；形下指用，即
讲实际应用之学。大学生活，礼与乐应当并重。礼是秩序，。。。。。。乐是和谐
，师生相处，有若家人，笙磐同音，诉和无间。。。。。。。形上与形下，礼与乐
，皆一事之两面，相反相成，不可偏废。
次章言本校为一全国性大学。成均为古代国立大学之通称，。。。。。。本校
前身为求是书院，并已取“求是”两字为校训。实事求是一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
，为清代汉学家之口号。即实事求是，而穷其理，乃所以求真。大学最高目的，在
乎求真，必先能求真，然后美与善始有所依据。美国哈佛大学之校训为“真”（
Veritas）,与本校校训“求是”，不谋而合。习坎为易经坎卦之名，象曰：“水至
，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水之美德为渐，为默，为恒。。。。。。。浙江
大学因浙江而得名，浙江古曰渐水，亦曰渐江，吾校学风，取法乎水，渐成默成，
恒久不已，所谓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今学校规模已具，前途发展，正未可限量
也。无曰四句，乃校训之绝好注解，虚中体察，弗明弗措，革不忘因，新不藐故。
真理如日月，光景常新，惟其求是，故能日新，报此日新之精神，方可开物成务，
为人民之正领导者也。
末章言本校使命重大，希望无穷，他日风声所播，可由一国而及于全世界。念
始终典于学，是书经说命文。思曰睿，睿作圣，是书经洪范文。观其会通，以行其
典礼，是易经系辞文。知至至之，可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易经乾文言
文。大学教育，当自始至终以学术文化为依归，力求学生思想之深刻，识解之明通
。本校有文理工农师范五学院。。。。。。今之师范生，其所嗣习，非文即质，质
即理也。大学中虽设五院，而实为一整个之有机体，彼此息息相关，不易自分领域
。大学与专科学校不同之处，即在使每一学生，有自动之能力，系统之智识，融会
贯通，知所先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资质本美，复经数载之陶冶，毕业出校，
自能斐然成章，达不离道，如玉之受琢，如金之在熔焉。同人于野亨，易经同人卦
辞，同人于宗吝，同人六二辞，言大学教育，应养成一种宽大之胸襟，廓然无垠，
有如旷野，而不当局促于一宗一派之私，自生町畦。。。。。。。本校所负之使命
，即我国文化对于世界所当负之使命也。
对于现在的古文学得不多的人来说，郭斌和教授的解释可能仍然不能使他们对
校歌有完全的理解。1992年4月浙大95周年校庆期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
员、曾任宁波大学校长的浙大土木系44届毕业生朱兆祥（曾任浙大合唱团团长）和
他的夫人、浙大外文系46届毕业生邓爽，应浙大合唱团老团员的建议，根据郭斌和
教授和王驾吾教授的解释，把校歌歌词逐句对应式地译成白话文，现也予登录。
大不自多， 大学之大在于不自满学问的积累，
海纳江河， 就想大海一样容纳下千万条江河。
唯学无际， 学问的道路无边无际，无穷无尽，
际于天地。 学海的边际一直延伸到整个宇宙。
形上谓道兮， 一方面讲事物的抽象、逻辑和理论，
形下谓器。 另方面讲事物的实体、实践和应用。
礼主别异兮， 礼制，着眼于规范不同的社会生活，
乐主和同， 音乐，为的是谐和众多的天籁声音。
知其不二兮， 要懂得相反相成，一分为二的道理，
尔听斯聪 ， 就会有永远的智慧和无比的聪明。
国有成均， 在伟大祖国的东南，有一所大学——
在浙之滨。 坐落在浩荡东流的浙江之滨。
昔言求是， 著名的求是书院是她的前身，
实启尔求真。 求是校训教导大家要永远求真。
习坎示教， 教学要像流水那样恒久不息、循序渐进，
始见经纶。 方能培育出经纶天下的俊才群英。
无曰已是， 千万不要以为已经作到完全正确，
无曰遂真。 更不要以为已经把真理穷尽。
靡革匪因， 没有一项新的改革可以脱离继承，
靡故匪新， 没有一件旧的事物不再需要革新。
何以新之？ 怎么来做到创新知识，革新社会？
开物前民。 要揭露事物的奥秘，要率先为了人民。
嗟尔髦士， 英俊的年轻有为的同学们，大家起来，
尚其有闻。 努力争取成为博学多问的人。
念哉典学， 大学生的使命贵在始终如一地学习，
思睿观通。 深入思考，观察事物地变化和运动。
有文有质， 在我们的大学里既有文又有理，
有农有工。 还有旨在经世济民的农和工。
兼总条贯， 要纵览全人类的知识，做到融会贯通，
知至知终。 进德修业，知道什么是终极、什么是根本。
成章乃达， 这样我们才完成了完美的乐章。
若金之在熔。 像玉石受到了琢磨、金属受到了熔炼。
尚亨于野， 要和平民百姓共命运来求得亨通，
无吝于宗。 不吝惜舍弃那只谋私利的一派一宗。
树我邦国， 建设好我们伟大的祖国，
天下来同。 普天下都会来和我们友好认同。
第四节 遵义办学七年
浙大师生在遵义度过了近七年峥嵘岁月。知名的教授群集，学子得到了良好的
培育，学校在艰难中有了新的发展。遵义这块土地，对浙大师生有养育之恩，有休
戚与共之情，求是学子世世代代不会忘怀。
1949年1月，浙大到达遵义之后，首先是解决校舍问题。初到时，除一年级在
贵阳南面的青岩外，其余集中在遵义县城；5月，湄潭分部校舍大致定当；10月，
永兴分部也可接纳学生；至1941年初，浙大校址基本稳定，教学科研活动正常开展
。
一．校舍分布
总的布局是：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科系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
和师范学院的理科系设在湄潭；一年级设在永兴（也称永兴场，属湄潭县）。另在
浙东龙泉设有分校。
遵义：校本部办公室设在子弹库。图书馆设在江公祠里。借用遵义师范学校的
一部分房屋作男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租用杨柳街民房为女教职员和女生宿舍，柿花
园、石家堡等为单身教师和教授宿舍。在东门城墙内外新建草房和瓦房数十间，作
为工学院各系的实验室。还在湘江东边开辟游泳池。
湄潭：在遵义以东75公里。浙大在湄潭县城新建了植物病虫害系楼、物理系楼
等教学用房，以及大礼堂（也是饭厅）和四幢男生宿舍、一幢女生宿舍等生活用房
，还有一所子弟小学、大操场、游泳池等。还在城外辟地200余亩作为浙大农场，
分布着农艺、园艺和蚕桑等系的试验场地。把原湄潭中学扩建为浙大附中。
永兴：距湄潭县城15公里。借用当地“江馆”（江西会馆）、“楚馆”（湖南
湖北会馆）作为一年级分部，租用一些祠堂、民房作试验室。第一批新生，即
1940年入学的新生，计652名，于10月18日开始在永兴报到注册。原在青岩的一年
级分校于1940年10月中旬结束，应当时车辆缺乏，学生400余人步行至遵义，历时
六天。
全校教职工的住房大多在三地分散租用民房，竺可桢校长也如此。
二、学校规模
浙江大学在抗战初期由杭州西迁时，仅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此后
，逐步有所发展。
1938年8月，增设师范学院，下设国文、英语、教育、史地、数学、理化等学
系。
1939年8月，文理学院分立。文学院设中文、外文、教育、史地等学系；理学
院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系。同年，设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
所数学部，另设史地教育研究室。工学院的机械、化工两系各开设双班。同年4月
，设立浙东龙泉分校。5月，农学院农艺系农化组扩建成农化系。
1940年8月，工学院机械、电机两系设双班，师范学院设两部。另在湄潭设浙
大附属中学。
1941年8月，设工科研究所化工学部。
1942年7月，成立研究院。
1942年8月，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经济学部。
1944年8月，工学院设航空系。
1945年8月，增设法学院，设法律系。
1946年8月，增设医学院。
截止1946年秋浙大复员返杭时，浙江大学共有七个学院，27个学系，1个研究
院，4个研究所、5个学部、1个研究室，1所分校（龙泉分校设8个学系），2个先修
班及1所附属中学。另有工场11所，农场有300余母。
在西迁过程中，学生人数也有所增长。1936年时，浙大有教授、副教授70余人
，学生512人。1937年10月统计，浙大有学生633人，随校西迁的学生有460人。至
1946年复员返杭时，有教授、副教授201人，在校学生2171人。浙江大学在遵义时
期历年毕业生共有1857人。
在校教职员人数由于抗战时期经费缩减，增加不多，职员人数还有所减少。
1941年6月，教师210人，职员165人，合计375人。至1944年，教授、副教授144人
，讲师38人，助教110人，职员128人，合计420人。总人数增加45人，其中教师增
加82人，职员减少37人。而1944年时在校大学生达1658人，比1937年10月的633人
增加1.6倍多，而教职员总数增加很少，从此可见办学效益比战前有很大提高。
三、办学成就
浙江大学在西迁过程中，仍然十分重视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迁校中每到
一地，稍事安顿就上课。全校员工和教学人员一样，加班加点，支持教学，弥补迁
徙中损失的时间，缩短寒暑假也要补足课时，考试也十分严格，决不马虎从事。各
学科还十分重视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各系都有资料室和实验室，师生养成勤于实
验之风，仪器不够时，白天晚上分班做实验。在湄潭时期，学校的实验室、研究室
达62个，还有实习工场和农场。当时，印刷和纸张都十分困难，但学校还是尽力保
证各种定期和不定期刊物的出版，其中定期的如《国立浙江大学季刊》、《科学报
告》、《工程季刊》、《文学院季刊》、《师范学院季刊》等10种，不定期的如《
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化工通讯》等21种
，以及《校刊》等其他刊物4种，为师生提供了发表论著的广阔园地，也以这些刊
物向其他单位交换来不少有价值的书刊。当时的浙大，勤奋刻苦学习的空气浓厚，
科学研究活动广泛开展，这在战时环境中更师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黔北高原的破庙茅屋中，浙大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却进行得有声有色，硕果
累累。在当时中央研究院得科研记录中，浙大得学术论文甚多，名列前茅；中央研
究院选举院士，浙大有4位教授当选，仅次于北大、清华。英国的科学史专家、皇
家学会会员、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李约瑟博
士（Joseph. Needham）曾于1944年先后两次参观浙大。李约瑟与妻子桃乐赛（
Needham.,Dorothy,Mrs.后也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以及剑桥大学动物学教师毕丹
耀（Picken）和翻译于1944年10月22日到浙大参观时，原定三天，后李认为可看的
东西和论文甚多，一再延后，结果李约瑟夫妇等到29日才离校。他对浙大在非常艰
苦条件下的学术空气之浓、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他在回国后于1945年
10月27日出版地《自然》周刊上发表的《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一文中作了高度的赞
扬。他是这样记述的：
“浙江大学位于重庆和贵阳间的遵义，是中国四个最好的大学之一。校舍大部
分是借用年久失修的庙宇；又因为遵义空屋不够容纳全部，所以理学院和农学院就
设在向东约75公里的一个秀丽的县城——湄潭。”
“浙大起初虽有三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维持交通，但已经破旧得无法修理，也
无新车补充。年高望重的学者和院长们，往来遵义湄潭之间，须得攀上满载的军用
卡车，途经人烟稀少的郊野，有时竟需历两天之久。”“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
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
这里关于甲虫类瓢虫所有奇异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引起很大兴
趣。较有名的工作有磺胺类药剂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几种业经证明具有促进植物生
长的功效）。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
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具有
广大实验场地的农科研究所，也正进行着很多工作。该所发现本地所产的一种野蔷
薇的果实（即刺梨）里，含有多量维生素C，并在枣子里找到维生素P。该所又在研
究贵州著名的茅台酒所用的酒曲。这种酒曲除掉酵母菌之外，还包含特地配入的药
材不下28种之多。这种配方是一种特异的例证，显示一种方法，根据几世纪经验的
工作，竟能在没有消毒设备的乡村情况下，确实有若干良好的结果。这一点甚至有
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一部分供盟国军用卡车在中国路面上应用的动力酒精，是从
传统方法制成的烧酒送到中央蒸酒厂蒸馏而得的。土壤方面，进行着的氢离子浓度
的研究和土中微量元素如镍、锌的研究。特别注重对茶、豆、蔬菜等作物的关系。
”
李约瑟在参观浙大时的一次谈话中盛赞浙大时“东方的剑桥”。他在回国后的
一次演讲中，称浙大、西南联大可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相媲美。当然
，这只是这位著名科学家所抒之己见，但也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浙大教学、科研的成
就和水平。但他看到的科研成果和艰苦情况，还仅仅是一部分。浙大的各个院系，
包括遵义湄潭两处的许多研究工作都处于当时的科学前沿。
文学院的学术成果也很多，并对遵义地区的地理和历史进行了研究，开展了考
古和地质野外考察。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播
州杨保考》，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考》，张阴麟的《中国史纲》，刘之远的《
遵义锰矿》，任美鄂与施雅风的《遵义地形》，缪 的《诗词散论》，夏承焘的《
词学》，王起（王季思）的《中国古典词曲研究》，费巩的 《政治经济学研究》
，丰子恺的 中国画论，叶良辅的《地理学研究法》，以及师生合作对贵州、贵阳
、遵义、湄潭的气候、地形、地面发育、地理环境与人生关系等所写的研究论文，
都是当时乃至今天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理学院的科研成果尤其突出，如苏步青的微分几何（他是我国古典微分几何浙
大学派的创始人），陈建功的三角函数，钱宝琮的 《金元之际数学的传授》，王
靖昌的中微子研究，并撰写了《中子与反质子》和《五维空间场》（与程开甲等合
写）等论文，束北星的相对论，卢鹤 与王谟显的量子力学，周厚复的原子理论研
究，何曾禄的光学，朱福 的应力研究，张肇骞的植物分类学，王 对中国化学史的
研究和古钱币的分析研究，王葆仁对氨基苯磺胺衍生物的合成的研究，张其楷对有
机药物合成的研究等，都是在科学前沿取得的重大成果，有的还被认定为世界性的
重大发现。1941年冬，为祝贺贝时璋教授任教浙大12年的荣誉休假，在湄潭举行了
盛大的“性因子、性遗传“方面（贝时璋教授研究课题）的学术报告会，竺校长亲
自从遵义前来参加，会上，竺可桢、罗宗 、谈家桢、张孟闻、江希明等教授也都
做了学术报告。1942－1945年，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区年会先后四次在湄潭召开，宣
读论文50余篇。英国李约瑟夫妇也应邀参加中国科学社在湄潭举行的1944年年会，
生物学家在会上宣读了数十篇论文，李约瑟并将一部分论文带回英国发表。
还有工学院王国松的电工数学，李寿恒对中国煤的研究，钱令希的悬所桥理论
和余能定理的应用，钱锺韩的工业自动化研究，苏元复的萃取理论和工艺的改进，
侯毓汾的活性染料研究，丁续淮的化工原理等，都取得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农学院则因地制宜，联系当地农业生产，取得的具体成果特别多。如卢守耕的
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孙逢吉的荠菜变种研究，吴耕民的甘薯、西瓜、洋葱等蔬菜
瓜果新种在湄潭的试植和推广及湄潭胡桃、李犁之研究，熊同和的植物无性繁殖，
林汝瑶的观赏植物，杨守真的豆薯各部的杀虫，彭谦与朱祖祥的土壤酸度试剂，蔡
邦华与唐觉的五倍子研究，陈锡臣的小麦研究，过兴先的玉米和棉花研究，储椒生
的榨菜研究，罗登义的营养学，陈鸿逵与杨新美的白木耳栽培，葛起新的茶树病虫
害，祝汝佐的中国桑虫，杨新美的贵州食用 人工栽培，蔡邦华西南各省蝗虫、马
铃薯蛀虫、稻苞虫研究，夏振铎的柞蚕寄生蝇，王福山的蚕丝增长，郑蘅的柞蚕卵
物理性状等研究，都是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并取得成果的。
师范学院的文科系成果在文学院，理科系成果在理学院，独有教育一系自成一
家，也有不少成果。如郑晓沧的教育论著与译作，黄翼的物理心理学，陈立的智力
测验与人格测验的研究，都是当时的新兴学科，其成果在国内外备受重视。
其中，物理系王 昌教授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刊于国际著名杂志《
物理评论》61卷97期，1942），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贝时璋、
谈家桢、罗宗洛、蔡邦华、苏步青、陈建功、张荫麟等教授的研究成果也都达到了
相当高的水平。当时，浙大的数学系和生物系在全国有很高声誉，物理系、化学系
、化工系、史地系、电机系等也很有名。浙大的学生在全国学业竞赛和公费出国留
学生选拔中常常名列前茅。浙大的声誉日隆，成为当时全国少数最好大学之一。
但是，这些成果并不是在设备先进、资料充足的科学殿堂里取得的，而是在破
庙陋室中，没有电灯照明，没有电炉加温，没有温室和冰箱等设备，条件十分艰苦
，甚至有时还不得不冒人身安全风险情况下取得的。物理、化学等系自制暗室和感
光胶，用人力摇机器，自己动手吹制玻璃用具，用皮老虎鼓风，用酒精蒸气代替煤
气，把汽车引擎用于发电，用酒精和木炭代替汽油，甚至要在烈日下工作，利用阳
光做实验。生物系和农学院各系用油纸代替玻璃建造温室，用竹竿做导管，用木桶
过滤取得自来水，用废信封做育种袋，用竹签代替回形针，用瓦盆做蒸发皿等等，
真是人人有主意，个个想办法，克服种种困难，去完成科学实验。生物、农业各系
显微镜不多，师生轮流使用，晚上也要去实验室。各院系出版的定期和不定期刊物
，是用土纸和石印印刷的，中英文都凭手写，但印得十分清晰。这些刊物发表了师
生无数篇科学论著，流传在国内外，反映了浙大当年科研领域之广，成果之多。有
些论著至今仍具有很高得学术价值。
浙大师生共同得信仰是：在科学得领域，只有不怕困难，踏踏实实去探索，求
是求真，才能走在科学的前沿；为祖国的未来贡献力量，是最美好的事业。这种求
是、刻苦、献身的精神，永远是激励浙大师生在科学道路上迈进的强大动力。
四、箪食弦歌
当时整个中国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遵义地区
虽是战时大后方，也不例外。这个山区小邑，早已是沦陷区同胞在黔的避难之地。
当时已有陆军大学、军官外语班和步兵学校迁入，加上浙大师生和逃难的人，城镇
人口成倍增长，生活日趋困难，物资奇缺，“居”不易，“活”也困难。浙大学生
家在沦陷区的多，经济来源断绝，大多靠公费、贷金和工读维持生计。教授和员工
有薪给，但大多一家数口，积蓄少，开支大，度日艰难。
教授们租住民房，一家人住一、二间屋，瓦木结构，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冬冷
夏热，桌几床铺将就借用，天雨时泥泞屋漏，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上课教室远，要
走几条街，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学生们住在大宿舍里，双人上下铺，自习只能坐在
床上，自习桌子很小，用桐油灯节约用油。三更灯火中大家都是一对被烟熏过的黑
鼻孔。教学和实验用品也很简陋。光线很差，又必须仔细作笔记，用的是土纸和化
工系自制的墨水。室内是泥地，雨天到来，室内外一片泥泞。但是，只要能住下，
狭窄也好，破旧也好，灰暗也好，大家总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仍算是个学习的好
地方。
教授们经过迁校的长途转徙，不少衣服已经丢了、旧了、破了，添置困难。孩
子多的还要改些给孩子们穿，一新、二旧、三破、四补将就凑合；生活困难的还要
典卖部分衣物来补贴家用。因此，教授们除个别单身汉以外，大都是故衣一袭，长
袍短褂不拘，从不考虑穿着。学生们衣服本来不多，战乱中被敌机炸过，毁坏丢失
，有的还是师生员工捐赠的，穿的是五花八门，但大体是破旧长衫的多，着整齐制
服的少。冬天寒衣薄被，除了上课和实验少出门，用棉被围身取暖上自习，也是常
有的事。穿皮鞋的少有，穿布鞋、胶鞋和草鞋的多。破被破衣补了又补也不能丢掉
。少数在后方又接济的同学，穿着稍为整齐，但也十分朴素。贵州籍学生出身清寒
的多，自然也很简朴。为了到中、小学兼课，为人师表应注意仪容，常有两三人共
置一件较好的外衣，上课时再穿出去。尽管浙大师生衣着俭朴，但注意清洁卫生，
质朴而不寒酸，典雅大方中自有其书卷之气。遵义各界受其影响，连中、小学生也
俭朴蔚然成风，看轻外表的衣饰而重视内心涵养。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回忆说：“我在浙大学习时的条件十分艰苦，物
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白天到茶馆里看书、作习题
，泡一杯茶，目的是买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里再闹也不管。”“条件差些，实
验设备简陋一些，同样能培养出人才来。”
教授们工资从数额上说似乎不少，但物价飞涨中养家为难，一般都很清苦，不
少教授率先戒去几十年抽香烟的习惯。贵州人吃肉叫做“打牙祭”，每月初二、十
六才吃一次的多，农村每月还吃不到两次，一般十过年过节才有肉吃。教授们入乡
随俗，吃肉减少了，都说“瓜菜香”了。不但是粗茶、淡饭、布衣裳，有时粮食不
济还得“瓜菜代”。部聘教授苏步青子女多，经常吃番薯干蘸盐巴度日。孩子们都
懂得，这是抗战时期，除了吃饱，不应有别的奢望。公费、贷金的学生们是吃“大
锅饭”，大部分时间每桌一菜一汤，八人同吃。酸菜、白菜，也能果腹。物价继续
高涨后，食堂无钱买菜，开饭钟声响后，饭厅上只见饭桶不见菜，也不再八人同桌
了。学生们自己想法，盐水、辣椒粉、泡菜，各人自备，也能吃上两碗，照常上课
。这种“箪食瓢饮”的生活，过去只是书上写，当时却十分现实，浙大学生并没有
因此影响学习。能找到兼课或工读的学生，有点收入，星期天也可能上小馆子“打
牙祭”，但总是几人一起去，谁有钱谁付帐，患难中同学亲如兄弟姐妹。
艰苦的衣食住行，没有难倒浙大师生。每天，教授们备课、上课、做实验，井
井有条，教好课还要做专题研究。学生上课做笔记，下课做实验和做作业，时间很
紧，都要争取好成绩。师生们除教学活动外，早锻炼、晚散步，闲时还打桥牌散散
心，生活很充实。这里古迹名胜很多，遵义有湘山寺、石佛洞、纯阳阁、南泉寺、
金顶山等等；湄潭有观音洞、桃花江、百鸟归林和风水联保（党家沟）等等；永兴
有黄菊山、三岔沟等等，随时可见到浙大师生的游踪。教授们公余吟试结社，谈道
论学，赋诗填词，清茶淡酒，雄辩高论，自得其乐。学生们课余有多样文艺活动，
如剧团、京剧社、文艺社、歌咏队等，举行义演、写作出刊、学术讨论等，有群众
联欢，有前线劳军，忙忙碌碌，是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师生间非集体的交往也很多
，诸如游泳、打球，谈古说今，从家事、国事到天下事，无所不谈。节假日，买些
炒葵花籽、板栗、柿子之类，郊游野餐；有的学生被教授邀去家中作客，或到中、
小学生家中补课，也可能留下便饭，大家也不会客气。一种风雨同舟艰苦与共的可
贵精神，紧紧地把师生员工结合在一起。
学校为了帮助师生减轻和渡过困难，尽可能地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在遵义北门
外洗马滩阿家寺设立结核病疗养室，专派了工友照料，并由校医、留德留日医学博
士周威和遵义开业的朱诚中医师负责医治。阿家寺距大路约半里，在山坡上，清幽
绝俗，空气清新。据当年的学生吴寿松回忆，1941年2月他患结核病咳血，竟至不
能动弹，而父母在沦陷区，身边无人，经济又无来源，实已陷入绝境。竺校长得知
后决定，把他和另一位机械系姓李的同学（也咳血）先移住丁字口附近一平房，专
派工友照料，并由周威医师医治，后又移入阿家寺疗养室。曾有机械、土木、化学
、历史等系的一些学生先后在此疗养，除个别不治外，其余都获得痊愈，并完成学
业，他至今尚能工作。在附中读书的 教职工子女，由学校免费供应一餐午饭，也
多少减轻一些家长的负担。竺校长本人更是十分关怀。如他将托人好不容易购得的
营养药品送给疗养室同学服用。外文系一位姓周的同学得了重病，竺校长就派学校
唯一的小汽车送她到贵阳就医，而自己却去挤“黄鱼”车赴重庆公干；有一次他有
事去贵阳，回遵义时需在中途过夜，故在该地预订有旅馆客房一间，当时恰有浙大
两个女生也去该地，但旅馆都已客满，连地铺也没有，恰巧遇见了竺校长，竺校长
就把自己预订的客房让给这两个女同学住，自己则卷曲着身子，在小汽车里过了一
夜。师生情谊，胜过家人。
老师和师母对待学生像自己的亲人，平时关心他们的功课和身体，为困难学生
代课兼职如刻蜡纸、工读、代课之类；毕业时代筹出路，推荐就业；临别时借给路
费、衣物，也是常事。学生为教授们帮助家务，代教孩子功课，甚至代卖衣物，也
屡见不鲜。学生们互相支援衣物，上一级同学把书籍、文具转让或留赠下一级同学
。这就是浙大当年的师生关系。1939年，数学系四位同学毕业，钱保琮教授写诗祝
贺，把四位同学的姓（张、方、周、楼）嵌字入诗，师生情谊可以概见：
象数由来非绝学，群才挺秀我军张。
天涯负芨传薪火，适意规圆与矩方。
学舍三迁乡国异，师门西度日星周。
竿头直上从兹始，稳卧元龙百尺楼。
浙大在遵义七年的办学实践，是求是精神和竺校长民主办学精神的结晶。倡导
的是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的并重，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
发展。在艰苦的岁月中，浙大培养出了大批实践能力强、吃苦耐劳、精通专业、基
础扎实、知识面宽的高级专门人才。浙大在遵义办学取得的显著成绩流芳史册。
浙大1946年秋复员东归时，易修吟教授曾赋诗祝贺校庆和竺校长任校长十年：
春风吹暖到山城，郁李繁桃次第荣。
立达功能参造化，新兴士气仰陶成。
千年道统斯堪托，十载贤劳孰与伦。
马首欲东人意快，弦歌又共浙潮鸣。
第五节 遵义办学的深远影响
一、对我国教育、科技事业发展的贡献
浙江大学在遵湄办学近七年，对学校自身的发展有着深远的重大的影响。同时
，浙大在遵湄办学取得的成就，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科技发展作出乐重要贡献。主
要有两个方面：
1.提供了一个在当时情况下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成功范例。
近百年来，有志之士都在探索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最佳途径，但往往未能取得
良好的结果。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像浙大那样，在战乱中整个学校四次辗转迁徙
，跋涉长征而弦歌不辍的并不多；像浙大那样，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反而崛起的更不
多见。竺可桢校长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在万难之中，根据当时的时势、地利、实情
，摸索出发展高等学校的有益经验。竺可桢当年办学是艰难的，然而是成功的。这
种通过实践探索到的规律性，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浙大在遵义的办学实践
，不仅丰富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同时，也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
价值的经验。
2.保护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也培育了数量可观的优秀青年科学家。
在民族遭受外敌入侵，家园破碎，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一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
国知识分子，跋涉数千里，在大西南的浙江大学有了落脚安身之地，而且能得到相
对安定的环境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据不完全统计，
当时在浙大任教而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以后的院士的有王 昌、卢鹤
、苏步青、陈建功、王序、王葆仁、冯新德、吴征铠、贝时璋、谈家桢、罗宗洛
、张肇骞、蔡邦华、任美锷、竺可桢、黄秉维、涂长望、谭其骧、刘恢先、徐芝纶
、钱令希、钱锺韩、蔡金涛、梁守磐等24位；当时在浙大学习或毕业德学生日后当
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的有谷超豪、胡济民、程开甲、程民德、陈耀祖、
施履吉、施教耐、毛汉礼、叶笃正、陈述彭、施雅风、谢义炳、谢学锦、郭可信、
徐僖、张直正、戴立信等17位。还有当时曾在浙大物理系学习的李政道日后获得诺
贝尔物理奖。
此外，在遵湄时期浙大工作过的颇有声望的教授还有：丁续贤、丁履德、么枕
生、王庸、王王进、王国松、王驾吾、丰子恺、方重、田德望、叶良辅、孙宗彭、
向达、束星北、何增禄、朱庭 、刘宝善、刘潇然、萧璋、陈立、陈嘉、陈乐素、
陈鸿逵、李春芬、李寿恒、李浩培、李熙谋、吴耕民、吴锺伟、佘坤珊、沈思岩、
孟宪承、罗登义、郑晓沧、范绪箕、杨耀德、周厚复、张德庆、张荫麟、张其昀、
胡刚复、贺昌群、柯元恒、费巩、俞子庚、夏鼐、钱穆、钱宝琮、徐震锷、郭斌和
、黄翼、黄尊生、梁庆椿、梅光迪、储润科、舒鸿、缪 、蔡堡、潘承垠、潘渊等
。
在遵湄生活过，日后在我国的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及其他各项事业中做出贡献的
人才就更多。地质学家叶良辅教授曾对学生说过：“我们教导诸位，是否成功，要
看诸位毕业之后，做人做事的成绩如何。诸位的成绩，远在若干年后，方可明白。
所以我们是否成功，亦须等到若干年后，才见分晓。”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从
浙大毕业生所取得的成就，更可以证明浙大当年培养人才是成功的。
首先，以史地系地学组为例。有人曾这样评述：“可以说遵义是我国地貌学的
温床，许多地貌学的分支学科就是那时期播下的种子。到了解放以后，发芽成长，
逐步茁壮。”如河流地貌学、冰川学、河口海岸学、第四纪地质、遥感科学、地貌
制图，以及地貌学在工程地质和矿产地质中的应用等。在遵湄时代，叶良辅教授直
接指导的研究生有9名，他们专攻地貌学或地质学某个方面。解放以后，这些研究
生都在发展新中国的地质科技事业中起到骨干作用，并开拓了若干新领域。.如严
钦尚的 第四纪沉积研究与地貌教育，沈玉昌的河流地貌学，杨怀仁的第四纪地质
、环境变化研究与地貌教育，陈述彭的遥感应用地理讯息的地貌制图，施雅风的冰
川研究，陈吉余的河口与海岸研究与教育，丁锡祉的区域地貌研究与教育，蔡钟瑞
的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研究和应用，李治孝的浙江地质矿产的研究应用和教育，均卓
有成就。在地学方面，知名度较高的学者如地理学家赵松乔、谢觉民、杨利普等，
海洋学家毛汉礼，气象学家叶笃正、谢义炳、姚宜民、张镜湖等多人。其中叶笃正
、谢义炳、施雅风、陈述彭、毛汉礼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谢觉民任美国匹兹堡大
学终身教授；姚宜民曾获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现任台湾文化大学董事长。其
他担任研究员、教授、高级工程师、大学校长和厅级领导工作的更不乏其人。单史
地系地学组就培养出如此众多的优秀人才，可见培养质量是很高的，对社会的贡献
是很大的。
又如物理系在王 昌、束星北等教授指导下，也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曾在浙大求学，从王 昌、束星北等教授那里得到物理学
的启迪；又如培养出了胡济民、邹国兴、程开甲、冯平贯、 怡贤杰、汪容、吕敏
等物理学家和梅镇安（生物物理学家）。
化学系培养了钱人元（物理化学家、高分子物理学家）、戴立信（有机化学家）、
王道裕（生物化学家）、郑家骏（药物化学家）等。
生物系谈家桢教授在湄潭时期培养的研究生盛祖嘉，1946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从事红色面包霉遗传学研究，现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微生物遗传学家。施履吉在湄
谭跟谈教授从事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在染色体行为、染色体精细结构方面颇有创
新，1946年去美进修，从事细胞生物和发育生物的研究，现为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祖洞，解放前夕去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从事哺乳动物遗传
学研究，后搞人类遗传学，在动物和人类遗传学方面的成绩显著，为开拓和发展我
国人类和医学遗传学作出很多贡献。徐道觉，在湄潭从事植物和果蝇的细胞遗传学
研究，抗战胜利后去美攻读博士，从事果蝇种系演化的研究，后从事人体染色体的
研究，以他发明的特殊技术，首先修正人体染色体数量为23对、46条，一改以往学
术界认为的人类染色体数量为48条的结论，这一成果可作为人类遗传学发展中的一
大突破，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
再如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教授指导的学生中，谷超豪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素诚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正国是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吴祖基是
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熊全治任美国里海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们都在数学的某些领
域取得突出的成就。
这里不可能将浙大毕业生中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一一列出，仅上述所举，已可
见浙大毕业生中优秀人才之一斑。
浙大在遵湄近七年，有七界毕业生，加上当时还是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又加上
在附中求读的学生，约有4000多名学生在遵湄生活过。他们毕业之后，在各自岗位
上，均以求是学人自勉，勤奋踏实，为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对地方科技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贡献
浙江大学迁到遵义不久，竺可桢校长就明确指出：“浙大之使命。抗战时期在
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杨明先生贬窜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达二年
，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杨明先生一人之功能如此，吾辈虽不及阳明，
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在这里，竺校长要求浙大师生“竭
尽知能”为地方作出贡献。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直鞭策和激励着浙大的每
个教师和学生。在七年时间里，浙大师生也确实为遵义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概括起来，有下列几项：
1.在闭塞落后的地区输入了东南滨海地区的某种现代化文明和科技文化气息。
黔北在贵州省属较好的地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40年代还处于封闭式
的自然经济状态，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几乎还未触及。浙大的
教师和大学生的到来，必然要冲破原有的封闭的状态，使当地父老百姓有大开眼界
、耳目一新之感。况且，浙大有工、农、文、理、师范诸多学科，对社会生活的很
多方面都发生影响，甚至产生某种轰动效应。
如机电化工知识。当时，遵义百姓还不如“电”为何物，“引擎”何等模样，
浙大即作了科学的普及宣传。浙大工学院利用六月六日“工程师节”，在遵义东门
外举办展览，供当地父老参观。展出的有飞机残骸及电话、电灯、柴油机、发电机
、电焊等，都令人觉得新奇。土木方面，拉力、压力多种实验，也引起兴趣。浙大
化工肥皂场制作肥皂，采用当地的原料，配比的简单实际，群众尤感兴趣。这样的
展览，都起到了启发民智、普及现代科学知识的良好作用。
2.推动了中小学教育，并以良好的学风长远地影响着当地的教学风气。
由于当时的工业生产还极不发达，工业知识的实际应用还谈不上，而对文化教
育的影响却是很具体的。遵义原来只有一所师范学校为最高层次的学校。浙大到遵
义后，曾将贵州与广西两省的中等教育作为浙大师范学院所属的辅导区，对教师的
培训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何辅导会议，都作了许多具体工作。1941年4月，在遵
义召开教学辅导会议，开办教师进修班、暑期讲习会，都由浙大教授主持。浙大还
协助桂、黔两省教育厅视察各学校何编印辅导期刊。1944年春还开办了教员函授学
校。浙大由工、农、师范三学院辅导贵州的工业、农业职业教育和英语教育，组织
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由教育学会、学生自治会及师范生联合组成“社教工
作服务队”，开展多项社会教育活动，如举办学术讲座、开办民众学校、开办青年
补习班、设立民众阅览室、设立民众代笔问事处及民众问题箱、举办各种展览等。
在湄潭，除举办民众识字教育外，还协助地方进行防空训练、防毒知识传习及职业
补习教育等。
浙大附中在湄潭建立后，使当地许多要求上进的青少年学生获得了良好的教育
。浙大师生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处的师范和中、小学任课，为地方人士的子女做
家庭教师，担任数、理、化、英语、史地、语文、教育、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的
老师，缓解了各校师资缺乏的现实困难。
特别是浙大师生的诚朴求是严谨的学风，对当地的学风产生深刻的影响。许多
学生的家长都十分钦佩浙大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鼓励子女求学上进。遵义的青年
往常以经商、做小职员作为前途，自此也发生重大变化，读书的风气浓厚，大学生
和中学生的人数有了很大增加。遵义地区在贵州省内本属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自
浙大迁遵后，这种优势就显得更加明显。而且，这种学风代代相传，长期发生影响
。这是目前遵义的文化尚能处在贵州地区先进地位，考入高等学校人数处于前列的
原因之一。
3.推动农业科技的应用和高级农技人才的培养。
浙大在遵湄期间，农学院设有农业推广部，先后进行马铃薯、番茄种植的推广
，开展了黔北病虫害防治，蔬菜种子的推广，西瓜的试植，胡桃育种的推广等。促
使当地的西瓜、油菜、甜瓜、番茄、洋葱等农作物的种植都有较大的发展。贵州以
往很少种小麦，甚至许多地方冬季栽培的是损害人民健康的鸦片。浙大师生及其他
内迁人员到遵义后，当地加速了小麦良种的选育和推广，扩大小麦栽种面积，并建
立面粉加工厂。烤萸当时称作“美萸”，也有了发展。水稻的优良品种也得到推广
。其他如蚕桑、白木耳和食用菇的人工栽培等，都直接影响着当时和现今遵义地区
的农业生产格局。
特别要提到的是湄红茶的研制。当时在湄潭附近由浙大协助建设了占地约200
余亩的中央茶场实验地，研制了湄红茶，现已发展成万亩茶园。湄红、湄绿、遵义
毛峰等名茶如今已畅销国内外。当年农学院农化系主任罗登义教授对野果刺梨营养
成分的研究，证实刺梨的维生素丙、已的含量十分丰富，且人体易于吸收，罗先生
确认正常人每人每日吃刺梨半个，即可满足对维生素丙、已的生理需要，因而称之
为人民养生的“新山珍”，使刺梨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含维生素丙已的蔬果之王
。这一研究蛮声国内外，英国李约瑟博士曾称刺梨为“罗登义果”。现今贵州已开
创了独特的刺梨食品工业，制作梨酒、刺梨饮料登系列轻工食品，畅销国内也有外
销，刺梨制作工业前途方兴未艾。
另外，浙大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和唐觉教授当年对五倍子的研究成果，为遵义生
产倍酸提供了科学依据。解放后，遵义第二化工厂的成立和发展，以五倍子为原料
的6个主要产品（工业没食子酸，医药用鞣酸，焦性没食子酸，试剂没食子酸，试
剂鞣酸和工业单宁酸），已全部实现优质化，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巴西以及东南
亚各国。该厂还要进一步开发倍花单宁等产品，向有机合成化工业迈出新的步伐。
浙大在遵湄七年，为贵州省培养了许多农业专业人才，除了本省的子弟，还有
许多外地学生留在贵州工作。这些毕业生，对贵州的农业生产和科技发展作出了很
大贡献。如当年农学院罗登义教授，长期留在贵州，后来成为贵州农学院院长，为
发展贵州农业教育和科技作出了很多成绩。还有许多浙大校友在贵州长期坚持农业
科学研究、农业教育、农业生产以及其他农业部门工作，都有不同的成就。如果没
有浙大迁黔，就不可能聚集那么多本地的和外地的农业专门人才。
4.浙大对遵义地方工业发展的一项突出贡献是团溪锰矿的勘定和开发。
遵义农民挖掘锰矿为时很早，但长期误认为铁矿，冶炼不成。在浙大史地系叶
良辅教授指导下，由刘之远副教授带领史地系学生跋山涉水，到团溪等地进行地质
调查，终于发现团溪锰矿。矿石标本经工学院化验，认定为品位教高的锰矿，而后
由土木系师生测定矿区地形图，并向当地的资源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这一战略金
属的发现，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遵义锰矿才正式有了小规模的民营开采。经几十
年的发展，至1985年，遵义的锰矿企业（即遵义铁合金厂）已成为我国第一家专业
生产铁合金的企业，拥有采矿、选矿、烧结、冶炼等综合设施。其生产的金属锰矿
至今仍是全国独家生产的短线产品，结束了我国以往必须全部进口金属锰和低中炭
锰铁用于生产高级合金钢的历史。
此外，利用锰粉又发展另一家化工企业，即遵义化工厂。该厂研制成功针状高
锰酸钾（含量99%以上），填补了我国高锰酸钾生产的空白，并获得金奖，产品叶
畅销国内外。
5.《遵义新志》的编定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对遵义地区的经济开发有
长远的参考价值。
浙大史地研究所致力于遵义的实地考察，在地质、地形、气候、土壤、人口、聚落
、土地利用、产业、交通、民族、史迹等方面都作了详尽调查和研讨。以几年努力
，编纂成《遵义新志》一书。旧有《遵义府志》，偏重于地方史料，而新志则为地
学著作，并特别重视地图的测绘。这对当地工农业的开发，更具有实际意义。如土
地利用一章，以1940年陆地测量局出版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为蓝本，根据实地考
察资料，将耕地、森林、荒地、道路、房屋的分布，均填绘成图，并加以解释和建
议。这种土地利用图的绘制，在当时国内尚属首次。《遵义新志》中关于遵义农业
改良的若干结论，均实事求是，可作为遵义地方建设的重要依据。鉴于《遵义新志
》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遵义市地方志办公室于80年代又重新印刷。
6.关心人民疾苦，推进公益事业。
浙大师生定居遵义不久，竺可桢校长就向当地政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建议政
府设立收容乞丐的机构，使贫民的生活得到救济；二是修理当时的中正桥（现名新
华桥），以便利遵义新、老二城的交通；三是明令征收房主有意增高的房租税，以
改良街道和卫生的设施，以利市民健康。此后，又建议加强防空设备和消防设施，
以防敌机空袭。竺校长还特别强调为遵义地方做两件事，一是减少本地（鸦片）烟
民，二是帮助增产粮食。当地居民原有一些不良习俗，烟民教多，身体孱弱，且很
难戒绝。浙大在竺校长发动下，组织学生为贫苦烟民募集戒烟费用举行义演，学校
还与地方政府合作筹设了一所戒烟处，免费为贫苦烟民戒烟，使地方卫生员顺利推
行戒烟令，对移风易俗、戒绝恶习起到良好的作用。
1946年5月，浙大即将复员东归。校行政会议决定将部分学校财务无偿移交遵、湄
地方政府；部分图书留赠当地学校。这些财务，包括新建的全部房屋和用具，以及
无法运走的机械实验设备。其中一台180马力的柴油机留在遵义，解放后靠修复和
改装这台发电机，于1951年在狮子桥头建立起遵义人民电厂，经过几十年扩建，现
已是现代化的遵义火电厂。留下的房屋则作为多所中、小学的校舍。
第六节 遵义人民的深情厚意
浙大西迁遵义，并非原定计划，贵州省府与遵、湄人民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表现出内地父老对教育的珍爱和对科学文化的向往。1938年底，广州失守，武汉陷
落，长沙大火，桂北紧张。浙大决定搬离宜山，其目标先在贵州安顺、贵阳以及定
番等地。后以战局稍稳作罢。但广西疟疾流行，且敌机多次轰炸宜山，师生安全可
虑，浙大再迁才成定局。1939年2月，竺校长曾过遵赴渝，对遵义物价稍做了解，
但以无电灯和建筑不佳，未做决定。3月赴渝，仍拟迁云南建水，以免入黔运输困
难，又以教育部主张留桂不动作罢。5月，敌炸重庆，死伤2000人，教育部才同意
浙大迁黔。6月，学校成立迁校委员会，竺校长综合了多方面的意见，大体赞成迁
往湄潭。经过文学院梅光迪院长事先赴黔、赴渝洽商，已有成果，竺校长决定亲自
赴湄潭查看，进一步了解沿途运输条件、物产、民情风俗及可用房舍。6月14日抵
湄潭，当地县长陪同巡视各处可用的祠庙屋宇，湄潭21团体又集会热烈欢迎浙大迁
湄，市民甚至表示愿建屋出租，省府当局也以湄潭文化高、物价廉，建议迁湄潭，
并有补助迁移费1万元之议。公路局又表示可用运盐车辆支持搬迁至遵义，迁黔计
划才得以实现。
遵义人民在50多年前衷心欢迎浙大的到来，在浙大最困难的时刻敞开了遵湄的
大门。首先挪让若干庙宇祠堂和出租私人第宅作为校舍，又从生活需要上尽量给予
方便。当地富绅华仲麟先生（团溪人，贵大教授）在年支3000担军粮的重负下仍拨
米贱售给浙大，以缓解千余师生吃粮的困难。湄潭县在1940年5月以县长严溥泉为
首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请浙大校长、教授列席讨论，支援房舍250余间，让出
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用房；又决定将湄潭中学与浙大实验中学（即附中）
合并，依靠浙大师资办好地方教育。湄潭父老勤劳朴实，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种出
的米粮、蔬菜，养育了浙大师生。同时，他们长期与浙大师生和睦相处，提供各种
各样的方便，才使浙大师生有一个比较安定的治学环境。浙大教授们的高风亮节，
学生们刻苦治学的精神，影响遵湄人民至深。浙大为遵湄地方培育的中、小学生数
以千计，大学生数以百计，在生产、教育和移风易俗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这些毕业生，无论留在地方或在外地服务，都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至今发
扬着浙大的求是精神。浙大在遵湄毕业的学生已遍布国内外，而浙大在遵湄七年对
地方人才的培育一直为遵湄人民所怀念。
1946年5月，浙江大学决定复员东归。遵义教育文化界举行隆重的欢送会，一
位83岁高龄的耆绅代表遵义教育文化界献旗，上写“善教继志，遵道就学，嘉贤容
众，毁方瓦合。浙大复员返杭纪念。遵义文化教育界敬献”。这充分表达了遵义人
民对浙大的崇敬合感谢。
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日益强盛。当时正值
英年的教授现已年过八旬，那时风华正茂的学子亦都两鬓白发，但是，遵义城头、
湄江桥畔的生活图景却似就在眼前。那些吃过遵义米、喝过湄江水的人无时无刻不
怀念着那逝去了的峥嵘岁月。历史翻过了一页，历史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第七节 西迁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
浙大在遵湄历时七年，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这一时期，浙大学生的爱国
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当时大后方爱国进步力量较强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
一.进步社团的活动
浙大学生素有爱国的革命传统.抗战初期在浙江天目山上课的一年级学生中成
立的“呐喊团”是当时一支突出的爱国新生力量。他们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坚持
抗日宣传。后来在这大从泰和到宜山地迁移中，曾组织步行团，途中进行访问、宣
传，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同时经受了锻炼。
1939年4月，在当事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中央颁布了《防制一
党活动办法》，规定严密限制工厂党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竭力破
坏一切抗日群众运动。就在这种形势急剧转变的阶段，浙大已迁到广西宜山。以李
宗仁为首的桂系，对蒋介石存有戒心，他们组织地方武装，以保持自己的地盘。因
此，广西还能容许抗日爱国力量的存在。那时，宜山城里开设的生活书店和新知书
店，仍然出售中国共产党的报刊、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进步文艺书籍。1938年初冬
新的学年开始时，浙大内部，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组织都尚未建立，少数特务分
子还不敢公开进行活动。当时，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周存国为首的几个
进步学生，利用校内外的有利条件，商议成立了一个以团结进步同学、推动学生爱
国运动为己任的秘密组织“拓荒社”（1940年后称“马列主义小组”），并决定恢
复“黑白文艺社“和“黎明歌唱队”，把这两个组织作为外围社团。“拓荒社”的
早期成员中，有的是“一二。九”运动或多年从事学运工作的骨干，也有原“黑白
文艺社”和“呐喊团”的积极分子。
“黑白文艺社”开始恢复活动时是个不满10人的学哲学小组，后发展成为30多
人的社团，其中“拓荒社”的成员约占一半，它是一个公开的学习进步文艺与社会
科学理论的组织。由于多数成员积极参加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和各种群众新的活动，
学业成绩也比较优秀，许多同学把它视为爱国进步学生的贺信。“黑白文艺社”编
辑的《卫星》壁报，是进步的舆论阵地，很受同学们欢迎。“黑白文艺社”办的图
书时几乎收集了国内出版的全部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它主要依靠校外进
步人士的支援和社友的捐赠。图书室分别向同学推荐各种进步书籍，起到了启发、
指导、组织同学的作用。
在宜山的一年中，进步学生社团广泛开展了爱国救亡运动，通过学生自治会，
号召组织各种群众活动，如民办众夜校，举行慰劳抗日战士的义卖和募捐，为伤兵
服务，组织宣传对向城区和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以及游行集会声讨汪精卫投敌等等
。这些活动，动员与汇集了许多要求抗日救亡和进步爱国的学生，使他们直接体察
到广大劳动人民的贫苦生活，加深了民族危难的直接感受，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和民族责任感。通过这些活动，进步学生开展了相互帮助和交流思想活动，使不少
同学从朴素的爱国行动起步，走上要求革命的道路。这一时期，学生中参加救亡活
动的积极分子人数约占全校学生的10%。
二.战地服务团的活动
规模最大、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是1940年1月浙大战地服务团到广西宾阳前
线的慰问活动，包括先期的“大塘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吸收不同政治倾向的爱国学生参加（共77人，其中女生17人）。“拓荒社”的
张哲民、周邦立、庄自强组成了该团的秘密的核心小组，推选潘家苏任团长、庄自
强任副团长。
浙大战地服务团于1940年1月11日首批从宜山到达前方，2月2日宾阳失守 ，活
动在昆仑关最前沿的服务小组，在枪林弹雨中连夜撤下火线，并通知后方同学撤出
战场，不少人从宾阳绕道上林至大塘汇合，有的跑了三天才脱离险境。当时浙大已
经前往遵义，，战地服务团全体团员于2月14日经过宜山，在开学前赶到遵义。2月
25日召开了总结会议，竺可桢校长亲自听取了汇报。该团还向全校师生举行了汇报
演出。他们自编自演的战地活动节目以及许多抗战歌曲，受到师生热烈欢迎。当年
在广西前线，沿大塘到河李墟的各个乡村，都有浙大学生在为伤兵服务和演出。他
们身背自制的布背包，装着全部行装，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地活跃在战地，经受着
炮火的考验和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不仅使当地军民深受
感动，而且也进一步激发了全校师生的抗日救国热情。竺可桢校长对此大为赞许，
曾在纪念周上说，这次活动最好的收获，是认识到大学生在前方确有用处，并提出
希望能阻止一个机构，每人可轮流去前方服务一年。1940年暑假，浙大学生再次组
织了由26人参加的“夏令营”，从遵义到湄潭沿路进行农村访问，调查和抗日宣传
等工作。还为当地公演募集劳军和戒烟（鸦片烟）的经费，协助遵义卫生院设立戒
毒所，并为市民举办文化补习学校和妇女识字班，特别是经常给“遵义贫民习艺所
”的孤儿与贫民上文化课，教唱歌，帮助他们改变生活和卫生习惯。
通过战地服务和参加各项社会服务工作，许多学生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
并锻炼和培养出一批学运积极分子。到1940年春夏之交，校内要求参加社团的学生
迅速增加。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更广泛地团结同学，“拓荒社”决定扩大发展“大
家唱歌咏队”，同时成立“塔外画社”和“铁梨剧团”。“拓荒社”成员分工参加
了各个进步社团。据不完全统计，但是在校学生社团成员不下200人。
三.姜琦辞职和费巩教授出任训导长
浙大刚到遵义，国民党浙大区党部便正式挂牌，三青团也开始活动。竺可桢根
据教育部提名聘请的新任训导长姜琦一上台便压制言论自由。1940年7月，他亲手
撕去学生自治会设置的《生活壁报》上张贴的一篇批评训导处的文章。学生自治会
代表解俊民、孙翁孺同姜其评理，姜以学生肆意攻击训导处为籍口，要求校长开除
这两名学生代表，并以辞职相要挟，同时致电教育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告状。竺可
桢觉得学生的做法固然有些过分，但姜琦作为一个教师这种做法也未免小题大做，
于是他批评了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同时又对训导处人员进行劝解，想以此结束冲突
。但姜琦执意要开出学生。竺校长不得不给两名学生各记大过一次。同时，同意姜
琦辞职，姜只得离开浙大。竺校长不顾教育部关于训导长必须由党员担任的规定，
聘请非国名党员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兼任训导站。费巩早年留学英国，为人正直
。由于竺校长一再坦诚相邀，费巩在慎重考虑后同意担任训导长半年，条件是他不
参加国民党，也不领取训导长的兼薪。8月12日，费巩在就职讲演时宣布：“我做
训导长的条件是不参加国民党，不领训导长的兼薪，用这笔钱来举办学生福利。”
“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局站，但吾不是来当你们的警察局战或侦探长，吾是拿教
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
们的保姆。。。。。。。训导处从今天起走前门，不走后门，大门洞开，你们有事
尽可进来谈话。。。。。。。吾还要常到宿舍去访问同学。。。。。。”费巩就职
后，特地为学生自治会的《生活壁报》撰写了“发刊词”，阐明允许学生在壁报上
发表对国事校政的主张，不同意见，可以开展讨论，稿件由学生自治会出版股负责
张贴，作者可用笔名，出版股队作者真实姓名绝对保密。由费巩建立的这一确保言
论自由的制度，使《生活壁报》成了合法的论坛，成为此后推动浙大爱国学生运动
的最重要的舆论阵地。费巩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嫉恶如仇，他曾亲自将原训导处门前
的“国民党浙大区党部”的牌子移挂到办公室后面。费巩任职期间，为改善学生学
习和生活条件，以及发扬爱国民主精神等，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学生爱戴。如当时
遵义、湄潭、永兴等地都没有电灯，学生一般用灯草点桐油照明，费巩教授设计了
一种用白铁罐加玻璃灯罩的油灯，分配给同学们，改善了学生的自修照明，同学们
惩治为“费巩灯”。他还自己出资置备乐意批凳子，使饭厅里可以坐着吃饭。但是
，他的主张和巩作为国民党所不容，五个月后不得不被迫辞职。竺可桢在出任校长
时虽曾提出“用人有全权，不受政党干涉”，但当时陈布雷就明确表示，“训育方
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因此，在国民党中央和教育部的不断干预下，竺可桢被迫
于1941年1月同意费巩辞职，改以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工学院院
长李熙谋和校长室主任秘书诸葛麒三人组成的训导委员会来行使训导长的职务。从
此费巩便处与国民党特务监视之下，以至1945年3月在重庆被秘密绑架，惨遭杀害
。着大学生永远怀念着为好导师，为爱国、民主、自由而献身的烈士。
四.反总考斗争和“倒孔”运动
费巩辞去训导长职务时，正值“皖南事变”爆发，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国民党
统治区。浙大学生反对国民党的黑暗腐败和法西斯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愈加
强烈了。有些平日只知读书的有正义感的爱国学生，在“皖南事变”以前对国民党
还存有某些幻想，“皖南事变”后，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
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代表了爱国
师生的心愿。
教育部为了破坏学运，企图用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来束缚学生。1941年春，下令
应届毕业生要考四年所学的全部课程，并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名为“总考”。教育
部这一命令传到浙大，立即激起了全校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的强烈反对。于是
“马列小组”通过学生自治会发动了反对总考斗争，首先是四年级同学一致罢考，
并函电西南联大、武汉大学采取一致行动。在斗争中，尽管当局对四年级同学采取
高压和分化政策，但多数四年级同学在其他同学的支持下仍然不愿考试，以至考试
当天情况十分紧张。校方唯恐事态发展，为了敷衍教育部，当场向四年级学生宣布
，只要进入考场，不问试卷成绩，一律可以毕业。这样，四年级学生才进入考场，
有不少人叫了白卷。由于丹田“大后方”各大专院校的普遍反对，教育部不得不于
第二年取消了“总考”制度。此后，国民党中央和贵州地方当局对遵义包括浙大在
内的进步力量严密监视，随时伺机镇压。二年级的虎 （烈士）、乔新民、曹 亮、
王世模四同学被列入黑名单，幸由费巩教授秘密掩护，逃离学校，后均投奔新四军
参加革命。那时绝大多数学生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十分痛恨，一次陈立夫来浙大视
察，召集全体师生员工训话，他步入会场和训话完毕时，无人起立，也没有人鼓掌
，有的学生还嗤之以鼻，使陈十分狼狈。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的连襟、“四
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姿大批滞留在香港的各界人士于不顾，让其家属和大批行
李以及洋狗等，乘坐专机撤离香港飞到重庆。消息传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法大学
等校学生于1942年1月6日首先举行倒孔游行示威。浙大遵义、湄潭、用欣赏敌军先
后得到来自西南联大得倒孔消息及传单。这些传单一经张贴，群情激愤，纷纷议论
要响应昆明学生倒孔运动。
1月15日晚上，遵义浙大学生自治会召开了代表会议，因意见不统一，决定第
二天晨召开临时全体学生大会继续讨论。多数学生会代表及干事连夜在各个寝室拟
宣言、写标语、印传单，筹划游行队伍的组织、录像以及分工等方案。
学生全体大会按计划于1月16日晨8时举行，同学们慷慨激愤地发扬，一致决议当天
上午10时举行游行示威。10时许，游行队伍准时从何家巷向丁字口进发，北至汽车
站，折回到遵义老城体育场，宣读《倒孔宣言》后解散，历时约二小时。一路山“
打倒孔祥熙”、“反对贪官污吏”的口号响彻遵义全市，沿途市民同申义愤，学生
队伍始终保持整齐，军警在旁监视而未阻止游行队伍前进。
倒孔游行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是竺校长起了保护作用。他在15日子夜得知学生
要游行的消息，由于教育部在西南联大游行后已有电报倒浙大，要竺可桢组织者中
游行。作为校长，竺可桢深知情势严重，因为名为倒孔，实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政
府既已明令禁止，则游行中很可能发生流血冲突。16日清晨竺可桢便排人告知专员
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部副司令高文伯，请他对学生的游行有所谅解并派人维持秩序
。第二天一早，军警已满布街头，竺可桢自己来到何家巷参加学生全体大会，劝说
学生不要行动。当他见劝说无效，便在队伍集合后向大家讲话时毅然表示：“我领
队，大家要有秩序，勿与军警发生冲突。”在游行中，竺校长又亲至步兵学校，再
次找警备司令张卓，要他下令军警勿与学生冲突。竺校长在带领队伍游行中，军警
要干涉学生贴标语时，他对一个军警说：“学生由贴的自由，你们有撕的自由。”
于是学生在前面贴，军警在后面撕，始终没有发生冲突。这样一次示威游行，可以
说是特殊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它发生在国民党直接控制、惩治为“模范
省”的贵州，震动很大，蒋介石也大为震怒，反动当局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永兴分部的浙大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湄潭浙大学生于1月15日获悉昆明的倒
孔运动后，原定1月17日召开学生全体大会，但当局为制造镇压的籍口，当日凌晨
国民党湄潭县党部故意暗中在街上贴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政府”等油印
传单，由于这一险恶阴谋造成的复杂形势，使大会无法召开。可是当局并不就此罢
休，1月21日夜，国民党湄潭县党部的人带着他们自己制造的上述油印传单，以查
户口为名，闯入四年级学生滕维藻和助教潘家苏在校外的住地，以栽赃诬陷的卑鄙
伎俩，将滕、潘二人逮捕。
事发后，当局对竺校长施加了压力，竺校长不但顶住了压力，并在进步师生的
积极协助下，查明了湄潭县党部头目栽赃陷害浙大师生的事实真相，拿到了证据，
国民党当局只得将滕、潘二人由竺校长具保后释放。
但不久，浙大遵义“黑白文艺社”社长何友谅、社员王蕙（女）和“智与能自然科
学社”社员陈海鸣又都被捕。经竺校长多方设法营救，王惠、陈海鸣先后由竺校长
具保获释，而何友谅不幸在1943年牺牲于重庆巴县青木关五云山集中营。
“倒孔运动”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厉镇压，浙大进步学生社团的公开活动被迫
停止，但原“马列小组”和“黑白文艺社”的地下图书室仍在遵义、湄潭、永兴三
地的浙大学生宿舍里秘密传播。大家把这批书刊当作传家宝，保管缜密，级级相传
（直到1946年5月复员回杭时，进步师生又把这批书刊中的大部分封装在仪器设备
箱中，安全运回杭州，小部分留给了当地的学生）。永兴分部的一批进步学生，除
继续出版《南方》、《北风》、《春雷》等壁报，还组织了秘密的读书会，先后有
17名学生参加，直到1942年8月下旬因这些学生分别升入遵、湄有关院系才告结束
。在湄潭，以“桥社”为中心的一些进步学生，组织了夏令营式的新文艺学习班；
1942年上半年，还出了一种秘密传阅的《笔谈》，讨论形势和革命理论问题。同时
，永兴的爱好文艺的进步学生也出过一种类似的内部刊物，作为学习文艺创作和讨
论问题的园地，并把这种活动扩展到社会上去。同年10月至1943年8月在贵阳《民
报》上编辑出版了名为《彗星》的文艺副刊，每星期四刊出一次，共出刊35期，主
要由浙大学生撰写稿件，内容多系揭漏当时社会的黑暗，向往新社会的光明。他们
以文艺为武器，团结了一部分进步学生，同时对当局力图限制新文艺发展的贵阳也
有一定的进步影响。
这期间，在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下，还先后在遵义、贵阳、惠水和普定等地举办
了多次木刻画展。当时的全国木刻研究会贵州分会实际上便设在遵义的浙大，他经
常同分散在贵州各地的木刻工作者保持着联系，使进步思想同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
木刻艺术能在贵州传播开来。
在这一段学运沉寂时期，浙大进步学生还通过费巩教授支持的《生活壁报》这
个民主窗口，给同学们带来了新鲜空气。尽管政治行强烈的论战暂时停歇了，但揭
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抨击学校内国民党、三青团骨干为非作歹的文章仍不时出
现。
1942年秋后，河南省的3000万人民陷于“水、旱、蝗、汤”的四大灾害之中，
以致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当《生活壁报》批露了灾情时，浙大学生出于同情与义
愤，从1943年2月8日起，发动了赈济豫灾的捐献活动，得到遵义各界人士的热烈支
持。在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遵义和湄潭，都为筹集赈灾款项，举办了义赛、义演
、义卖和木刻画展以及自由捐献活动，持续了两个多月。在赈灾工作中，《生活壁
报》还揭发了浙大某学生（国民党员）利用职权贪污义演票款等问题，激起了同学
们的无比愤慨。
此外，1942年1月伽利略逝世300周年时，湄潭浙大进步学生的“质与能自然科
学社”以“物理学会”的名义召开了隆重的纪念会，并出了壁报。1943年5月，永
兴一年级同学，在哥白尼逝世400周年之际，也举行了纪念活动。这两次纪念活动
，着重宣传近代自然科学先驱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的献身精神，借露封建专制
统治摧残科学、迫害异端的暴行，启示人们要发展科学，必须反对当局的反动统治
。
五、内战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8年艰苦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取
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在同一天，蒋介石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接连下了三道命令
，公然向革命人民抢夺胜利果实。中国又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
1945年暑假后，这大学生刚刚为抗战胜利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不久，从全国
各地便传来了不幸的内战枪声。国民党军队到处制造摩擦和军事冲突，饱经战乱的
广大人民看到迫在眉睫的全面内战危机，发出“不要内战，制止内战”的呼喊；而
学生中的极少数反动党团骨干，则大肆诬蔑解放区军队不服从“军令”、“政令”
，叫嚣不惜用内战来“解决问题”。因此，一场反对内战的激烈辩论，同时在浙大
遵义本部和湄潭、永兴分部展开了。
当时，浙大的《生活壁报》以及各种壁报成了这次政治大辩论的主要场所。刚
跨进校门不久的永兴一年级学生，在反内战斗争中与进步学生团结在一起出版了壁
报，不断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强烈要求和平民主。湄潭方面的同学，在学
生自治会的主持下，举办了两次“和战问题”的公开辩论，尽管一些反动学生曾嚣
张一时，但在地下党的领导与支持下，不少同学仗义执言，代表了大多数同学坚持
反对内战的正确立场，进一步团结了中间态度的同学，使他们从不同观点的争辩中
，看清了国民党反攻反人民的丑恶嘴脸。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昆明市大专院校学生6000多人
举行的“反内战晚会”和总罢课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当场有4名学生被打死，由
120多名学生被打伤。这起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浙大。浙
大学生迅速掀起了抗暴怒潮，他们纷纷控诉国民党特务的野蛮行径，决心以实际行
动支援昆明死难师生。在永兴，进步学生组编的反内战、反暴行的壁报，一夜之间
，几乎把江馆宿舍大院的墙壁贴满了。接着学生自治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通过
了声援宣言和罢课一天的决议。尽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竭力破坏和阻挠，但他们的
阴谋无法得逞。在湄潭，在地下党领导下，《新潮》壁报首先刊登了“一二.一惨
案”的真相，其他进步壁报也相继声援昆明师生的斗争。通过斗争，各种进步壁报
更加活跃，他们在反对内战、要求民主、惩办凶手的怒潮中起了动员群众的作用。
为了哀悼“一二.一惨案”中的死难者，湄潭学生自治会还及时做出了素食一天的
决定，将节余的茶钱汇往昆明。在遵义，浙大学生自治会于12月10日召开了代表会
，不久便通过了响应昆明学生罢课的宣言，12日又举行了追悼昆明“一二。一惨案
”四烈士大会。
1946年4月，湄潭浙大的“新潮社”、“文萃社”、“春草社”等8个壁报联名
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它阐明了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的混乱，是由于国民党违背了
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全国各地制造内战和独裁统治的结果；呼吁维护政协决议，
制定民主宪法，结束法西斯专制，解决军事冲突和赈济各省灾荒，等等。
第八节 中共浙大地下党的活动
在当局恣意迫害青年学生的同时，浙大进步同学更加渴望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
直接领导下，绕过暗礁险滩，使爱国学运的航船沿着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进。
贵州省是国民党政府的“模范省”，白色恐怖特别严重，和当时的云南等省不
一样，贵州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1942年4月，中共南方局决定重建贵州地下党，先派李晨到贵州安顺；三个月
后，又派去赖卫民，带着从外省转到贵州的12位地下党员名单，设法寻找和接组织
关系。他们先后找到了5位地下党员，其中有浙大的吕冬明和卞申（女），他们已
经有两三年没有组织关系了。均由李晨单线联系。1943年夏，李晨化名李振铭考进
了浙大，赖卫民则在遵义尚稽大同中学以教书为掩护，作为二线配合李晨工作。从
此，浙大地下党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隐蔽金刚，长期埋伏，积
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总监视李，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以及“勤学、勤业、勤交友”，做好调查研究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不仅顺利的度过
了学运低潮时期，而且使进步力量日益壮大，随着全国民主运动的兴起，迎来了
1945年浙大学运的新高潮。
在这一时期，浙大的地下党员除李晨、吕东明、卞申外，还和钮志芳、程融锯
接上了组织关系，从1944年冬起，发展了几名党员：岑凤荣、刘茂森、张天虹；并
与徐永义在工作上建立了联系。中共地下党的力量有了较大的加强。
当时浙大还有一位中共党员，但始终未与组织接上关系，他叫罗卓才，1938年在广
东兴宁龙田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粤东党组织受到破坏，罗与组织失去联系。
浙大中文系读书时，对进步学运积极参与，但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1948年秋，
罗在台湾基隆中学任教，通过浙大时的同学陈耀寰重新入党。次年，基隆中学党组
织遭破坏，罗被捕，同年10月英勇就义。
1944年底，日寇的猖狂进犯和国民政府军队的狼狈溃败，地处黔北的浙大，随
着时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动荡起来。蒋介石派到贵州的军事首脑何应钦竟准备放弃
贵州，贵州省政府也下达了紧急疏散令，以致贵阳人心惶惶，贵州大学、湘雅医学
院和在平越（今福泉）的交通大学相继停课，有的还迁往四川。大批难民从湖南、
广西和贵阳等地涌向遵义或路经遵义去四川。浙大曾于11月下旬讨论了应付时局问
题。在竺校长主持筹组师生在黔北坚持“自卫防护方案”的同时，浙大地下党也积
极地秘密部署了在当地打游击的准备，先后组织人在遵义团溪、四面山和湄潭皮家
寨等地进行筹建武装斗争据点的调查和联系等工作。国民党中统（C.C）几个负责
人一直想控制浙大，在屡次不能得逞后，身为中统负责人之一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此
时竟企图乘机解散浙大。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2月7日教育部电令浙大合并于
中央大学，学生一律从军。后由于太平洋战局急转直下，日寇不得不从黔南撤军，
而竺校长又竭力维护浙大，通过陈训慈、陈布雷向蒋介石反映，使蒋改变了决定，
致使教育部的命令未能实现。
1944年下半年，随着时局的剧变和大后方民主运动的迅猛发展，浙大学生自治
会主办的《生活壁报》的内容从一般地以要求改善学生物质生活条件为主，逐渐转
向以争取民主权利为主。以进步学生卫骨干，三五个人，或者十多个人结合在一起
办壁报的情况相继出现。1945年起，浙大遵义何家巷三号院内，发挥进步舆论作用
的壁报就有《自由堡垒》、《民主阵地》、《今天》、《呼吸》、《石榴花》、《
中国文学》等十多种，在湄潭的文庙内，又《海鸥》、《剪报》、《新潮》、《文
萃》等。永兴一年级同学也办了《绿洲》、《灯塔》、《前夜》、《五丁》等壁报
。这些壁报，大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就是要求民主与进步，反对独裁与倒退，
同作为反动势力喉舌的一些墙报展开了论战。
1945年起，《生活壁报》上要求改善生活、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言论大量涌现，还
报道了盟军远东司令史迪威主张援共抗日及其与蒋介石冲突等的文章。到三月初，
浙大化工系四年级级会张贴出《国家的政治必须民主，我们的生活必须改善》的宣
言，立即得到广大同学的拥护。在学生自治会的主持下，浙大遵义校本部于3月11
日在何家巷三号院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热烈讨论并通过了成立“浙大师生宪政促
进会”，筹组全国院校学生联合会，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简称为《国是宣
言》）何要求增发灯油及副食费补贴等决议。这次大会，在浙大学运史上具有重要
意义。
《国是宣言》是在浙大地下党领导下，由学生自治会委托该会秘书程融钜执笔
整理撰写的。起草时，参考了重庆文化界400余人署名的《对时局进言》的精神，
广泛吸取了《生活壁报》的内容和同学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国是宣言》初稿于3
月16日在《生活壁报》上公布后，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支持，并提出若干修改意见
，定稿后于3月23日，印了2000多份发往全国各地。
这个明确反对国民党独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国是
宣言》一发表，立即得到昆明、重庆、成都等各大学的热烈响应，它们也纷纷发表
类似的政治宣言，在大后方广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像中央
大学这样一所国民党控制最严的学校，也为张贴浙大的《国是宣言》掀起了一阵波
涛。
在全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浙大学生倡议筹组全国高等院校学生自治会联
合回，曾得到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等院校的响应。这是浙大同学希望从组织上进一
步扩大学运规模，加强校际学生的团结，采取一致行为，推进国家政治民主的实际
行动。为此，浙大学生自治会于1945年4月17日成立了“全国学联促进委员会”，
推举严刘诂、安粤（毅夫）分别任正负主任委员，并首先决定联合当时大后方比较
著名的几所大学，包括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为全国雪亮的发
起者。4月2日，起草并讨论了全国学联的组织大纲。6月1日在重庆出版的《中国学
生导报》（8期）上以头版头条作了报道，引起了全国各高等院校的重视。对此国
民党特务就胁迫浙大当局出面干预，作出所谓“四个不准”的决定，如不准学生自
治会对外发表宣言、不准学生罢课和不准学生参与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等。同时，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还专门下达了破坏筹组全国学联的“密令”。在这种情况下，按
照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全国学联的筹备事宜，到同年暑假便搁置下来了。
浙大地下党通过上述斗争，团结了大批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新骨干，扩大了中
国共产党的影响，为解放战争时期开展更大规模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作了必要的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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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天使 我們終將飛逝 淪落在五光十色裡流浪
※ 修改:·sinzaghi 於 Aug 23 16:02:02 修改本文·[FROM: 218.108.193.*]
※ 来源:·水木社区 http://newsmth.net·[FROM: 218.10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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