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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KC (一定重修), 信区: Film
标 题: 第五代电影前史（2）zz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Thu Jul 4 10:42:23 2002), 转信
第一章 入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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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五代电影”已不再是一个令人陌生的的名词了。
但是，在80年代中期，“第五代电影”的处女作问世之初，人们对他们确实一
无所知。从那时起，一个又一个青年导演脱颖而出，而且伴随着的还有才华出众的
摄影师、美工师、录音师，这个艺术群体就引人注目了，当人们知道他们是出自同
一所学校同一年级的校友时，关注的兴趣就更大了，不但限于他们本身，连他们的
母校——北京电影学院也在注目的焦点之中。
已经很难考证究竟是谁最初使用了“第五代”这个名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评论和研究文章频繁地引用，“第五代电影”
的称谓几乎变成了“80年代中国电影”的同义语，至少在一部分不熟悉中国电影的
人们眼里，是如此。有的人，恰恰是由此而开始对中国电影发生了兴趣。
最初的作品是《一个和八个》（1983）和《黄土地》（1985）。在苍凉和壮烈
的历史故事中，寄寓着刚毅的民族精神和悲剧意识，影像中的人和土地的原生态真
实，使银幕下的同胞不胜惊讶：我们的父辈、故土和黄河的本来面貌原来如此？！
大学生们欣喜，电影圈内震惊，即使是“第五代电影”的反对者们心里也清楚：一
场重写历史的电影探索运动已经拉开序幕。从那时开始，第五代导演们踏上了一条
始料未及的崎岖跋涉之路。
经过十年的顽强坚持，“第五代”导演们跨入了成熟期。他们的影片更注重丰
满的性格刻划和心理浓度，早期创作中对电影造型的过分迷恋，被从容而完整的叙
事处理所代替，心态的平和跟手法的娴熟往往是合二为一的。他们的作品以凯旋的
步伐，走过欧美许多国际影展，为中国，也为亚洲电影嬴得了受人注目的一席。
1993年5月，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获得该年度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人
和土地，人和文化的冲突，人在历史长河奔腾中的沉浮和不测，一向是陈凯歌关注
的主题，只不过这一次，他将京剧和电影熔于一炉，主人公扑朔迷离的命运和恋情
，跟半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纠葛，给人增添了绕梁三日的种种回味。
在学院期间就读于摄影系的张艺谋，作为《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的掌机
人而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但不久他就用《红高粱》这部风格瑰丽的影片证明了自
己的导演才能。他以《秋菊打官司》赢得了1992年威尼斯电影节大奖，1994年，他
的新片《活着》又被授予夏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如果说陈凯歌像一个沉思的诗
人，那么，张艺谋更像一个编织瑰丽传奇的能手，将仪式和民俗纳入传奇是他的拿
手好戏，他的关于封建暴力压迫下中国妇女命运的故事，甚至使欧洲的民俗学和人
类学者，当作一种民俗文本来研究。
于是，陈凯歌和张艺谋被确认为“第五代电影”的两位突出的代表人物。
但是，“第五代电影”是一个群体的创造。在这里，有风格各异，但历史意识
和美学倾向趋同的许多“电影作者”，有熟练而敏锐的摄影师，也有勤奋、机智、
不辞辛苦的美工师和录音师……。如果没有这些配套成龙、相互默契的老同学——
合作者，单靠导演自己，肯定是孤掌难鸣、事倍功半的。
有人说“第五代”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一个流派，因为，相互之间的风格和题材
相差实在太大了。比如：田壮壮导演，很长一段时期追求纪实性风格，像描写内蒙
草原风俗的《猎场扎撒》（1984）、表现西藏高原牧民故事的《盗马贼》（1985）
，都是明显的例子；后来他执导的影片《蓝风筝》（1992），写一个普通的北京家
庭从50-60年代的漫长而坎坷的人生经历，情感惊心动魄，而叙述手法依然平淡沉
稳，所谓“清空一气，明白如话”、“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正是这种风格
的写照。
吴子牛导演恰恰相反，铿锵激越、峭拔奇崛成为他电影语言的一种特点，他偏
爱战争、流放、边远地域非凡、历险的题材，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绝望和磨难的
极致情境中的灵魂挣扎和内心呐喊，是他津津有味反复探索的题材，有人用“嗜血
导演”、“醉心和迷恋苦难与暴力”来形容吴子牛。不过，从他的代表作品《晚钟
》(1988)、《大磨房》(1990)和《最后一个冬日》(1987)来看，爱和暴力的冲突，
生命和苦难的角逐，才是吴子牛导演所反复寻求的题意宗旨。
夏钢导演的“不显山，不显水”的含蓄幽默和心理描写；张建亚导演的喜剧风
采和市民情趣；尹力导演的北京市民风情画般的真切感和纪实性；何群导演的社会
问题片的朴素恳切语调，都表明了他们艺术面貌的多样性和个人化，第五代确实不
是用单一的风格所能概括的。
“第五代”中的女导演不但独立而且女性，她们经历着从制片到审查的种种困
难，随着电影市场中的商业风险，李少红的《血色清晨》和《四十不惑》在洛迦诺
电影节引人注目；胡玫的《女儿楼》和《远离战争的年代》；彭小莲的《我和我的
同学们》和《女人的故事》都细腻而深入地触及了女性独特的情感心理历程和社会
传统观念的种种矛盾。“第五代”导演中年龄最小、锋芒最犀利的刘苗苗，23岁开
始独立执导，到现在已拍过5部影片，1993年，她拍的新片《杂嘴子》在威尼斯影
展获得国会议长奖，她那小小的个子和红红的双颊，远看上去还像是一个中学生模
样，眼神里总是闪着一种热诚和轻信的光芒。她来自中国大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那里戈壁无边，浩瀚茫茫；当初她为了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要坐两天两夜的汽车
才能走出省界，踏上陕西省的土地……。
1993年2月28日，在离北京城区十几公里的北郊朱辛庄，聚集了一批风尘仆仆的
电影人，他们是1982年毕业的校友，今天如约回到朱辛庄北京电影学院的旧址，来
作一次十年后的团聚。
“第五代”回到了他们的发源地。
二月的北京，春寒料峭，而且刮着五六级的大风。但是八十几位老同学却兴致
高昂，从各自的住处赶到指定的登车地点。
“我们分别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前一群半大的孩子今天已是早生华发；十年
的岁月已将电影学院82届载入了中国电影史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抽出一生
中的一天聚会一次了！”
聚会的通知上说明：请不要带子女，不要请记者，请不要驾私人车辆，也不要
坐出租车……这是一次纯粹怀旧性质的老同学团聚。
两辆大巴士载着八十几个老同学从城里驶向北郊。十年前，也是这样的车，也
是这些熟悉的面孔，从郊区的学院到城里的电影资料馆，为了教学电影观摩来来回
回往返了多少次啊！只不过当初是人更多更挤，车更破更旧……，难怪他们的车一
跑在京郊公路上，当年的老歌就立刻响彻在车厢，《天上布满星》、《打靶归来》
这些早已经被人遗忘的曲调，从大巴士中飘荡出来，响了一路。
在今天已经是北京农学院的一间大教室里，八十几个同学完全按照当时上课的
情形，端坐在单人课桌后的椅子上，他们每人身上都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上面写
着：“十年了，别提他了！”这句揶揄自嘲的话里，包涵了多少成就、荣誉、坎坷
、磨难、不公、委屈、离别、情变……，只有“第五代”们自己最清楚、最明了。
在这种百感交集的情绪中，陈凯歌站到讲桌前，抑扬顿挫地念起来：
遥想当年 朱辛庄内
一百五十三同学
少年无忌 十足狂妄
评点今古 奋发向上
欲与前人争短长
十年过去 世称"五代"
小有气象 而今相聚
白发有添 豪情无减
一笑仍然是童颜
热爱艺术 忠实生命
泪洒人生 开发人道
再干十年 还要再开风气先
决不食言
按照“君子协定”，这一天不许谈电影，不许谈创作，只许谈重逢的悲喜，岁
月的变迁，谈家庭、孩子、谈婚姻的美满和离婚的……，还有出国，153人里有三
分之一在国外，有在纽约艰苦地寻找电影投资的彭小莲、蒋晓真、有在加州的陈咪
沙和孙立、有在英国忙忙碌碌地拍世界文化名人肖像的邓伟、有在……
有一位校友站起来，读一封澳大利亚的来信：
“来澳洲八年，七八班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人说起来像说一个神话，我都不
敢承认自己是来自那个集体。因为签证来不及签，回不到你们的身边，在你们举杯
的时候，请无论哪一个同学帮我买一个甲菜。”
像说一个神话。一个有关于中国电影的神话。
这个神话是从哪儿翻开它的第一页的呢？！
1978年，北京，朱辛庄。
这是文化革命结束之后的第二年。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宣布恢复大学本科各专业
的招生，这是自1965年以来第一次重新正式招收本科生。招生广告一出，全国轰动
，申请报名者逾万。原定是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五个系总共招收100多
人，每个专业只招收15-20人，但考生太多，不得不扩大录取名额，仅仅是表演系
的报名者就有近万人，在城里招生处外的人行道上和院子里，堵得人山人海，黑压
压一片，其中就有后来的《孩子王》和《爱你没商量》的主角谢园，《骆驼祥子》
和《霸王别姬》的主角张丰毅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日合拍《一盘没下完的
棋》的女主角沈丹萍。
面对千分之一或者几百分之一的成功率，希望如此渺茫，为什么这么多狂热的
青年人，非要为之一搏呢？难道没有比较现实和平凡的职业，让他们去选择、去应
试，找到一条出路吗？
事情要从1978年再往前倒退10年说起。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推入了一场狂热而失去理性的政治运动，
像童话里说的那个穿上一双魔鞋就疯狂跳舞的姑娘，想停也停不下来一样，文化大
革命使一个有数亿人口的民族，颠狂盲从，欲罢不能。它在10年的时间里使中国的
教育蒙受极大的破坏。从1968年开始动员全国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叫做“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把他们变成在乡村里的农民或者边疆生产兵团里
的农业劳动力。从1968年到1978年，先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到2千万人，他们
从北起黑龙江、辽宁、内蒙；西起新疆、陕西、山西；南到云南、四川、广东、海
南岛的不同农村和兵团农场里，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从城里下乡的时候是
17-18岁的青年，有的还是14岁的孩子，回来的时候许多人都已经年过30岁，脸上
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一位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有7年非凡经历，后来成了作家的邓贤，在1993年出
版了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这本书以不容置疑的调查报告、文献和统
计资料，记录了知青运动的历史真相和巨大代价。有许多人把青年的生命永远地埋
葬在了北国的冰原和南方的红土地之中。这也是后来的“第五代电影”为什么要执
拗地、反复地表现“我们的田野”和“孩子王”的根本原因。
因此，1977年10月20日，当恢复大专院校统一考试的通知一经发出，犹如一声
春雷，给当时还在农村中的数量众多的知识青年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希望，一个奋力
一搏的机会。因为这个新规定终于废除了文化革命中实行的“推荐入学制度”，重
新恢复了择优录取的公平竞争。
1977年10月20日，中国恢复大专院校统一考试制度，对还在农村的上千万知识
青年和城市中的其他应试者来说，不仅仅是一次入学考试，而且是人生转折的一次
拼搏的契机。这不仅仅是手上结满了老茧、肩上留下凹痕的知青们的一次命运选择
，也是整个民族的一次命运抉择。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通向智慧之门，还是沉入
愚昧的深谷，在临近世纪之末的重要时刻，不能又一次失之交臂。
后来的事实证明，全中国1977级和1978级入学的各系科、各专业的大学生，是
此前和此后都少有的质量优秀、人才辈出的群体。他们在农村油灯下的发奋苦读没
有白费，他们藏龙卧虎，蕴藏着巨大的求知欲望，一旦获得大学优越的学习条件便
如雨后春筝，飞快生长，在80年代初期迅速走上各专业的重要岗位，成为弥补知识
界青黄不接的生力军。非凡的刻苦和大胆的独立思考精神，尤其是执著的使命感，
使他们父兄一辈的知识分子既兴奋又感叹，看到了腾飞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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