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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arey (一剑西来,天外飞仙), 信区: Emprise
标  题: 金庸小传(zz)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Mon Sep 30 13:11:42 2002), 站内信件

前言  金庸之谜
    当我看完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再三回味的时候,我才觉得,金庸实在是
一个谜。
    贯穿每一部小说的深厚的文学功力、渊博的历史知识,无不处处让我感到
金庸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家。
    我开始对金庸的生平感兴趣。直到我读完了冷夏写的《文坛侠圣——金庸
传》和桂冠工作室主编的《侠之大者——金庸评传》,我才觉得对金庸的人生
轨迹、金庸的理想、金庸的政治观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我试着来解开我心中的
金庸之迷。
    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这个笔名来得相当简单:把“镛”字拆开,就有了
“金庸”。很多金迷只知金庸,而不知有查良镛。不过没有关系,金庸与查良
镛或许可以看成两个人,因为后者作为金庸的本名,同样响当当,丝毫不逊色
于“金庸”。因为历史原因,可能还不为众多的内地读者所知罢了。
    在我的眼中,“金庸”是写武侠小说的作家,而“查良镛”则是学者、报
人、社评家、香港的知名人士。在香港,查良镛与金庸是同样的出名。1991年
香港《资本》杂志评出“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查良镛以12亿资产列
第64位,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以文致富”第一人。查良镛一手创办的《明报》
是香港大报之一,在香港众多报纸中是中国报道的权威。他亲自撰写的社评,
几乎全是独醒之见,分析问题精辟入里,文字生动易懂。
    1955年,金庸以一部《书剑恩仇录》开始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到1972年
宣布封笔为止,一共写了十二部长篇和三部中篇小说。
    七、八十年代之后,他成为香港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邓小平提出用“
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他高度评价“一国两制”是“一言可为天下法,一
语而为百世师”。随后他加入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而从此一段在香江掀起惊
涛骇浪的“主流方案”风波,令他一度成为香港“民主派”和一些市民的“公
敌”。然而他说,问心无愧!
    在《明报》创刊三十年之际,查良镛宣布引退,并开始出售《明报》股份。
1993年4月1日,他宣布辞去明报董事局主席职务,从此不再拥有他毕生心血和
精力创造出来的《明报》。
    1994年10月,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为名誉教授。已“淡出江湖”的他过着
平平淡淡、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包罗金庸全部小说的《金庸作品集》连同各式
各样的翻版、盗版书此时在大陆铺天盖地,风行一时。
    单是研究金庸的作品,就够花得上所有的时间。“金学”早已兴起,但给
他的小说下评语则远还不是时候。
    虽然我读完了金庸的传记,然而金庸人生轨迹上的一串串问号,仍搁在我
心头。金庸的情感世界在他的传记中仍是一个空白。他的历史观、政治观,为
何如此精燧独到?1972年,他急流勇退,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1991年出售明
报,1993年更全身飘然引退。他淡出江湖时如此平和心境,如此果决的行动,
真令人难以相信,要知道,《明报》是他一生的心血啊!
    从白手闯香江到亿万富翁,从名动天下到激流勇退,从儒道侠义到佛经禅
道,这就是金庸的传奇。
    我只能通过我所知的金庸,从他的童年,他的奋斗历程,来诠释我心中的
谜。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侠之大者——金庸先生吧!
  一  少年金庸

    1924年2 月,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县袁花镇一个富有的家庭。
    海宁原来隶属杭州府,是浙江省的一个海滨小县。浙江是块人杰地灵
的地方,浙江的文人多不胜数。“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盛唐“吴中
四杰:之一的贺之章、中唐诗人孟郊、宋代诗人陆游等都是浙江人。而《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也被考证为浙江人。海宁
县自古以来就是学风兴盛之乡,自清朝以来,更是人才辈出。国学大师王
国维、著名诗人徐志摩都是海宁人。
    海宁查家也不简单,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在查家的宗祠,有
一副对联,仍清康熙帝亲笔所题:
    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查氏家族的名人,在五代时南唐有工部尚书查文徽,宋代有殿中侍御
史查元方,明末有史学家查伊璜,清代有画家查士标等。康熙年间的书法
家查升、诗人查慎行和雍正时的礼部侍郎查嗣庭,都出自海宁查家。
    在金庸先祖中,最有名望的当数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原名嗣
琏,字夏重,后因《长生殿》案牵连改名慎行。康熙进士,特授翰林院编
修,入直内廷。后厌倦仕途,归田家居,赋闲作诗,著有《敬业堂诗集》
等著作,是清初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查嗣庭乃查慎行弟弟,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他主持江西省试,
出了一道试题:“维民所止”。这本是出自《诗经·商颂·玄鸟》:“邦
畿千里,维民所止。”意思说,国家广大的土地,都是百姓所居住的,含
有爱护人民之意。但有人却在皇帝报告,说“维”、“止”两字是“雍正”
两字去掉了头,暗示要砍掉皇帝的头!雍正勃然大怒,下令逮捕查嗣庭入
狱,查抄他的诗文笔记,钦定“大逆不道”之罪。查嗣庭在狱中病死后,
还被戳尸枭首。其亲属被株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其兄
查慎行被定为“家长失教罪”,囚了一年后,放归,不久就逝世。这就是
一桩清代有名的“文字狱”。
    金庸的祖父名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曾在江苏丹阳任知县。任
上,出了一件“丹阳教案”的事。当年,不少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常常
借西方势力欺压中国百姓。而官府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视而不见。所以
各地与传教士的磨擦时有发生。在丹阳,数百愤怒的群众围攻了建于当地
的教堂,并一把火将其焚烧,成为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事发后,查
文清的上司为了向外国传教士交代,准备将为首两人捉拿处斩。此事让身
为丹阳知县的查文清十分为难。一方面他不好违抗上司的命令,另一方面
他一样痛恨那些传教士,不愿看到那两人被处斩。后来他想得一个两全之
策。他先差人秘密通知为首那两人逃走,然后才向上司汇报,力陈事件乃
因外国人欺压良民而起,数百人一涌而上,并无为首之人。又以自己难辞
其责为由,请辞官职,扬长而去。
    辞官后的查文清,心境清朗,读书赋诗之余,着手编纂《海宁查氏诗
钞》。可惜未等雕版付印,便去世了。
    查文清对金庸成长的影响极大。金庸后来说:祖父查文清对他有两个
最大影响,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压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
    金庸出生的时候,查家还拥有3600多亩田地,租种查家田地的农民有
上百户之多。所以,他的父亲查枢卿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
    因为家学渊博,查家藏书十分丰富。查文清生前编写的《海宁查氏诗
钞》雕版就有900卷之多。金庸回忆说:
    “家中藏书很多,我幼时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而且不单有古书,
也有新书,因为我的伯父、父亲、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自小与书为伍,
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家里房产亦丰,生
活不愁,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
    金庸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记忆很深”的,是父亲、兄长购置的邹
韬奋所著《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游记和他主编的《生活周报》。
金庸读到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是“新文派”始祖、言情小说家顾明道写的
《荒江女侠》。书中首创男女二侠双双闯荡江湖之模式,对后世的武侠小
说影响很深。金庸粗粗翻了几页,便迷上了。一连几天看完《荒江女侠》
后,禁不住拍案叫绝:“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当时,金庸只
有八、九岁。
    其后,少年金庸到处收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平江不肖生的《江湖
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让金庸看得入迷。除了武侠小说,金庸
还看了大量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
施公案》等等。这与是金庸了解中国历史的开始。
    尽管金庸迷爱武侠小说,但当时他并没有想过要写武侠小说,更没想
到将来会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
    金庸写的第一本书,却是有关学习的辅导书。
    1937年,金庸13岁,就读于浙江省立嘉兴中学。初三的时候,金庸因
为要报考高中而天天忙于做功课。一次和两个要好的同学闲聊中,金庸突
发奇想:那么多学生为了考试天天忙于做功课,太辛苦了!我们不妨根据
我们以前报考初中的经验,编一本书给准备报考初中的学生看,教他们怎
样复习功课才能事半功倍。
    三个人商量一番,决定由金庸主编,每人写一部分。书定稿后,定名
为《给投考初中者》,内容是怎样在升初中的各科考试中答题,取得高分。
而且他们三人自行设法印刷发行。
    这本十分实用的书不单畅销浙江,还远销江西、福建等省,大受学生
的欢迎。金庸由此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利润,除足够他在抗战期间的生活所
需外,还能把妹妹从乡间接到后方求学,并接济有困难的同学。
    这件事至今让金庸引以为豪,并被他看作是自己经营出版业天赋的初
露。确实,金庸在这方面是出类拔萃,否则怎么会成为报业大享?
    在当年同窗的印象中,金庸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而且“英语、
国文更是出色,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是谁能想到,这么一位高材生,
竟有过被学校开除的经历!
    那是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联合高中读书。当时学校办有一个壁报,
是金庸练笔的一个园地。壁报就设在校图书馆的走廊。
    一天课余,壁报前忽然挤满了人,争看一篇题为《阿丽丝漫游记》的
文章。讲的是一位名叫阿丽丝的小姐来到一学校校园,忽见一条色彩斑烂
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叶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学生:“如果……
你活得不耐烦了,我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
教室,时而到操场,时而到寝室,学生被吓得纷纷逃避。
    同学们一看便知道,“眼镜蛇”所讽谕的正是学校训导主任沈乃昌。
这个训导主任戴眼镜,讲话时常夹着“如果”两字,因为对学生不近情理,
人人对其讨厌而远之。金庸借文中阿丽丝之口说出了学生想讲而不敢讲的
话,自然令同学们拍手称快。
    但对号入座的训导主任却发怒了。几天后,校方宣布将金庸开除。金
庸离开联合高中后,转入了衢州中学学习。
    这段鲜为人知的旧事,收在了由箫乾主编的《两浙轶事》中。
  二  金庸的理想
三十年代,中国的富家弟子热衷于出洋留学,学成后再回国一展报负。以
查家优裕的家境,让金庸出国留学本是计划中事。但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
争,家乡沦陷,留学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后来金庸忆起此事,仍颇感遗憾。因
为金庸想着学成归来,当上个大学教授是没有问题的。
    既然出国无望,那么此时的金庸,又萌生出什么理想呢?
    祖父查文清的经历中,金庸已朦胧感受到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屈辱。眼下
日本人正在中国烧杀抢掠,令金庸不时去想:将来做什么才能在维护国家的尊
严上更能发挥作用呢?对了,做外交官!
    他相信,没有比外交官这份职业能更好地实现他的报国之愿了。
    抗战后期,金庸如愿考入了当时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这个学
校是国民党培训政治干部的地方,金庸所读的外交系,毕业后大都被派往国外
的大使馆、领事馆工作。金庸正是冲着这一点来的。
    金庸入学后,一心扑在学业上。他像小学、中学一样,保持着班上学习的
第一名。除了学习,他还对国际形势相当关心,因为当时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
大战。
    重庆当时是国民党的陪都。国共两党为一致抗日,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周恩平等中共高级领导人也常聚集重庆。共产党当时在重庆办了一份报纸《新
华日报》,里面有个《国际述评》的专栏,是当时著名的政论家乔冠华撰写的,
用的是“于怀”的笔名,内容是分析国际最新形势,评述战争进程。这些评述
文章,立论精辟,文笔潇洒。
    金庸当然也看到了这份报纸,而且他最为喜欢的就是这个专栏。乔冠华的
文章,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创办《明报》,亲自撰写国际评论文
章时,还时常想起乔冠华的那些精彩绝伦、热情洋溢的文章。
    中央政治学校是一个性质特殊的学校,校方对学生的管束是相当严厉的。
而在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学生中也就有不同背景的派系,学生对抗校方的
政治活动也很活跃。但金庸不闻不问,避之千里,一心只想着读书,实现外交
家的理想。然而,金庸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有一种打
抱不平的侠义精神,虽然他并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以致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导
致金庸再次失去学业。
    当时学校里有不少背景是国民党特务的学生,借清理“异党分子”为名,
横行校园,经常围攻、揪打其他学生。这一天,金庸看到这些特务学生又把几
名学生领袖揪到操场的讲坛上拳打脚踢,说他们是“异党分子”(指共产党)。
忍了很久的金庸再也看不过眼了,他到学校的政务处反映此事,责问校方为何
容忍那些特务学生的劣行,又与领导党务的训育长激烈争辩,被校方认为是“
态度恶劣”,最后校方勒令他退学!
    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金庸又一次失去了学业。做外交官的理想似乎
难于实现了。
    因为战乱,此时的金庸已不可能从家里得到生活费,他必须就地找个工作。
金庸找到了在中央图书馆做馆长的表兄蒋复璁。蒋复璁是蒋百里的侄儿,后来
到台北后做了台湾故宫博物馆的馆长。在表兄的关照下,金庸在图书馆的阅览
组做了个管理员,负责办理借书还书登记,维持秩序等工作。工作时间是下午
2点到晚上10点。
    这份工作,使金庸得以大量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比如,他细读了英文原著
的司各特的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隐侠
记》等著作。现在想来,这段经历对金庸日后的武侠小说创作的风格着实有不
小的影响。
    这份工作一直做到抗战胜利。日本人投降后,金庸回到了家乡。他先在杭
州的《东南日报》谋到一份外勤记者的工作。金庸自中学开始就经常四处投稿,
《东南日报》便是其中之一。因此上海《东南日报》副刊主编陈向平对金庸是
有相当好感的,正是他向杭州《东南日报》社长汪远涵举荐,金庸才得以做了
《东南日报》的记者。
    这是金庸第一次与报业打交道。据他后来回忆,是因为“本身对新闻报业
有着浓厚兴趣”,才直接找了报社的工作。但金庸仍对自己的理想念念不忘,
当时的工作只是权宜之计。
    金庸有个堂兄查良监,当时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同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任
兼职教授。通过堂兄的关系和自己在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金庸进入东吴法学
院插班进修国际法,希望能有机会重新踏上外交官之路。这时金庸在《东南日
报》工作还不到一年。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
《大公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声望最高。所以应
聘者多达3000人。金庸凭着出众的才华,一路过关斩将,通过层层笔试和面试,
最终脱颖而出,被《大公报》录用。这样,金庸一边在东吴法学院学习,一边
在《大公报》兼职。
    当时,内战已经爆发,国民党军队在山东、东北战场连吃败仗,国民党的
政局已经开始混乱。在这个形势下,上海许多学校匆匆转移,金庸的学业变得
渺茫。
    1948年3月,《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调派香港。这一年,是金庸的
第二个本命年。
    当年金庸为何愿意远赴香江?他当时到底是怎样的心情?这对于众多读者
仍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这是金庸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至于金庸的做外
交官之理想,看来是无法实现了。
  三  南下与北上
说起金庸初到香港的情形,金庸曾在一首诗中以“南来白手少年行”形容。
这里还真有其事。
    当时,金庸从上海坐飞机往香港。除了行李,金庸身上竟无一分港币,连
坐巴士的钱都没有。这下金庸有些急了。恰巧金庸邻座是香港《国民日报》的
社长潘公弼。潘见金庸神情有异,忙问是怎么回事。金庸如实相告。潘社长哈
哈大笑,说这还不好办,借你10块港币吧。说着掏出钱包给了金庸10块钱,这
才解了金庸的燃眉之急。到了香港,金庸用这借来的10块钱搭船过海,坐出租
车来到报社报到。
    这段经历金庸至今难忘,所以才有“白手少年行”的感叹。
    金庸在香港《大公报》仍是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同时,金庸
也经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及国际法方面的文章。尽管理想渺茫,但金庸对外
交和国际关系仍是相当感兴趣,所以在这方面特别用心。
    1949年月日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职员4000余人宣布
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但公司留在香港的各
类物资被香港政府冻结,而台湾国民党方面派员到港,打算处理那些资产。中
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发表声明,强调“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
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
    金庸根据他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
外的产权》,分两天发表在《大公报》上,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
香港的资产。这篇有见地的文章引起了著名大法官梅的注意。
    梅是当时中国的国际法权威人士,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与
美、英、法、苏等盟国的法官在东京审讯二次大战的日本战犯,参与了判处战
犯东条英机死刑的审讯,在国内和国际都颇有声望。梅读到这篇有见地的文章,
便开始留意起金庸。一次路过香港时梅特地约见了金庸,此后又读了金庸有英
文写的几篇国际法论文,认为金庸年青后生,可堪造就。
    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梅被外交部邀请为顾问。梅这时想到了金庸,希望
他能到北京来做他的助手,协助他的工作。这个消息可乐坏了金庸。简直是天
赐良机,做外交官是金庸多年的梦想,于是金庸毫不犹豫,马上决定北上。
    到了北京,金庸见过梅后,便去找当时在外交部的乔冠华。乔冠华对金庸
表示欢迎,但同时也坦白相告:像金庸这样的地主出身,恐怕难以被外交部吸
收,他建议金庸先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在适当的时候入党,才有可能进入外
交部工作。看到金庸惊讶不解的表情,乔冠华又提议说,如果不愿意去人民大
学,也可改为到人民外交学会工作。外交学会是外交部的外围机构,负责与外
国的联络。党会视其工作表现考虑是否吸收入党,然后才会考虑能否进外交部。
    乔冠华这番话给金庸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令金庸感到相当失望。他发现,
自己北上的决定是大错特错了。金庸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
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
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一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
出贡献……”
    金庸果断决定,回香港!
    这次北上求职,乘兴而去,败兴而归,金庸心里很不是滋味。金庸本来对
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信心,满怀抱负,一心想在新中国的政府里干一番事业,
但却因为出身问题而遭婉拒,令他非常怅然。更糟的是,金庸的妻子当时是强
烈反对他北上的,但金庸一意狐行,以致夫妻关系恶化,终于导致金庸的第一
次婚姻以离婚告终。而《大公报》里的个别负责人对金庸“吃回头草”也表示
不满,一度拒绝他重返《大公报》。几经周折,金庸才重返工作岗位,仍然负
责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
  四  初露锋芒
    重新回到《大公报》的那段时间,金庸干得不是很愉快,可能是因为“外
交官之梦”的完全破灭。不久,他就调到刚创办不久、隶属《大公报》的《新
晚报》,做副刊编辑。
    从此金庸迷上了电影,因为他要为副刊撰写影评。那段时间,金庸几乎每
天看一部电影,而且多是外国影片。“姚馥兰”和“林欢”是他写影评的笔名。
除了写影评,金庸还尝试写了几部电影剧本,如《绝代佳期人》、《兰花花》。
《绝代佳人》可以说是金庸的代表作。这部电影由长城电影公司出品,李萍倩
导演,夏梦主演,在中国文化部主办的1949年至1955年优秀影片评选活动中,
获得了优秀影片荣誉奖。而金庸则得了一枚编剧金质奖章。
    除了看电影,金庸还喜欢下围棋。他的棋友不是别人,正是新派武侠小说
的另一位宗师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出生于一个富有人家。
抗战胜利后,梁羽生到广州岭南大学读国际经济,1949年到香港定居,进入《大
公报》后又到《新晚报》。
    两人趣味相投,有空就摆开棋局,杀个你死我活。或者信手写些棋话,发
表在《新晚报》的副刊上。
    除了下棋,他们谈得最起劲的当是武侠小说。从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到
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每每读完一部,两人便口若悬河,交流心得。说
归说,那时两人并没想过自已也去写武侠小说,更不会想到日后两人都成为新
派武侠小说宗师。
    50年代初的一场引人著目的拳师比武,竟让两人写起了武侠小说。
    那是1953年,当时香港两位著名的拳师吴公仪、陈克夫准备比武,由于香
港禁止打擂而澳门不禁,故擂台设在澳门新花园。香港市民个个翘首以待。报
界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前前后后添油加醋,使足功夫。
    比武只打了几分钟,太极拳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分出
胜负。但新闻界却热闹非凡,《新晚报》所出的有关比武的号外被一抢而空。
这时,《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想出了个金点子:何不趁此机会在报上推出武侠
小说连载,以招徕更多的读者?
    罗孚深知手下梁羽生、金庸等人就是武侠迷,平时高谈阔论,写文章又有
一手,该不成问题。罗孚首先找到梁羽生,梁羽生一口应承。于是,就在比武
的第二天,《新晚报》刊出连载武侠小说的预告,梁羽生也不含糊,只酝酿了
一天时间,第三天《龙虎斗京华》便开始见报,一路连载下去了。
    结果一炮打响,《龙虎斗京华》一出笼便大受欢迎,人人争读。
        其它各报纷纷仿效,争向梁羽生约稿,但梁羽生分身乏术,哪里应付得了
这么多报纸?人们期望有更多的武侠小说作家出场。据说,另一位才子百剑堂
主也在那时披挂上阵,可惜武侠小说并非他所成,刊出后不受读者欢迎,只写
了一部便草草收场。
    罗孚慧眼识宝,终于有一天把金庸拉了出来。那是1955年的事了。一天,
罗孚找到金庸,对他说:“《香港商报》急需有武侠小说连载,我已向他们推
荐了你来写,你就写吧!”
    金庸对自己充满自信,当下应承下来。他认为自己看过不少武侠小说和外
国小说,又有多年写作、写电影剧本的经验,而好友梁羽生一炮走红,更坚定
了他的信心。
    金庸开始构思他的处女作。他想起家乡海宁,想起清朝皇帝乾隆修建的海
宁海塘,想起从童年时说听家父兄长讲的关于乾隆出身的故事。
    那个故事说到,雍正的妻子生了一个女孩,担心因为是女孩不能讨皇上的
欢心。刚巧海宁的陈老阁在同一天喜得一子,皇后便使出偷梁换柱的妙计,把
陈老阁的男婴替换了自己生的女婴。后来,这个男婴当了清朝的乾隆皇帝。
    金庸便以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为线索,加上自己丰富的想象,夹杂民间的
各种野史传说,写成洋洋洒洒、飘逸自如的《书剑恩仇录》,并第一次使用了
“金庸”这个笔名。说起这个笔名,也是来得相当简单,是从本名“镛”字拆
成两个字,就有了“金庸”。
    《书剑恩仇录》最初在《香港商报》连载时,并不是特别引人注意。但随
着故事的发展,小说遂渐展现出一个个壮观的场面、一个个各具神采的人物,
而其曲折起伏的情节,生动流畅的语言,一扫旧武侠小说的沉闷气息,深深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香港商报》一时间变得“洛阳纸贵”。
    《书剑恩仇录》每天连载一篇,而金庸基本上也是每天写一篇,从1955年
写到1956年。粗粗一算,距梁羽生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晚了一年多时间,但却是
出手不凡,锋芒直逼梁羽生。
    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金庸,从此诞生了!

--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

             郁郁佳城,中有碧血。

             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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