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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明夷待访录》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Wed Nov 7 08:08:57 2001) , 转信
“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明夷待访录》
姜胜利
《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启蒙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黄宗羲的政论和史论专著。该书通过
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提出了独到的政治见解，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
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他生逢明末清初那“
天崩地解”的时代，在明末作为东林党子弟和复社名士，同阉党作过坚决的斗争。明朝灭亡
后，他积极投入抗清斗争，曾与钱肃乐在家乡组织“世忠营”，失败后又与张惶言在舟山进
行抗清活动。后看到清廷统治已经稳固，复明无望，遂归乡以遗民自居，从事著述和讲学活
动。《明夷待访录》即是他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后于康熙二年（1663年）潜心完成的一
部力作。
《明夷待访录》的主旨是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阐发民主思想。《原君》篇开宗明义指出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即天下之人皆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利益。而后世君主“以为
天下利害之权皆尽出于我”，“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以致做君主的人，未得位之前，“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
业”；既得君位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因此他
得出结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也。”在此
基础上，黄宗羲祭起上古三代的大旗，称“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
者，为天下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提出了君与
民孰为天下之主的问题，并明确主张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君不过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这
是非常鲜明的民主启蒙思想。
围绕着“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核心思想，黄宗羲从君臣关系以及行政设置、法律范畴等
多方面作了论述。关于君臣关系，他指出臣并非为君而设，臣的职责是为天下万民，并非为
天子一人：“原夫作君之意见，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
，分身之君也。”作为臣应“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果臣“不以天
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而“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因此他给君臣关系的定位是
“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于君，名异
而实同”。把君臣置于平等地位，君臣是共同治理天下的同事，甚至是师友。这就彻底颠覆
了封建“三纲五常”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君为臣纲”，从而建立了一种接近现代民主原则的
君臣观。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出发，黄宗羲认为相应的法律制度应该是“天下之
法”，而非“一家之法”。他说三代以后的一家之法，“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
”，都是保护君主既得利益的，是“非法之法”。这就否定了传统社会法律的合理性。他指
出，天下之法律应当是平等的：“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也。”他还批判了传统社会“有
治人无治法”的思想，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有了好的法制，即使君主“其人非也，
亦不致深刻网罗，反害天下”。这一论断，具有朦胧的依法治国之意。
在经济上，黄宗羲突破“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针对激烈的土
地兼并问题，提出“授民以田”，均田减赋的方案。鉴于吏治腐败、阉宦横行，提出整顿官
场、清明政治的种种方法。这些都是在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革新方案。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黄宗羲有的思想不免有些虚幻，如他为实现“天下安富”，意欲恢
复上古的井田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有些思想并不可取，如在提倡“工商皆本”的同
时，却将“机坊”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新事物，视为“奇技淫巧”，列为禁止的对
象。但这些并不足以掩盖《明夷待访录》作为一部启蒙主义文献的光辉。
《明夷待访录》每每以“三代”、“上古”为辞发论、立论，将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将自己
设计的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都披上复古主义的外衣。难怪当时与黄宗羲同享盛名的著名学
者顾炎武在致黄的信中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
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其实，综观《明夷待访录》的内容，黄宗羲所谓上古
三代，并非一个确实存在的历史时期，而是黄宗羲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与憧憬。黄宗羲民
主启蒙思想的产生，也绝非因他对上古三代有何等精深的研究，而是他对秦汉以来特别是明
代历史的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他对投入明清之际政治斗争的切身体验的总结。黄宗羲之杰出
就在于他思想的深刻和敏锐。他超出了当时一般明遗民因为眷怀故国而研究明亡清兴之故的
治学目的，也超出了传统儒家对无道君主的批判范畴。他的思想已突破传统的政治框架，开
启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河。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今天所见到的《明夷待访录》已非全本，当初刻印时，因封建专制统治
的严酷，已有删削。书出之后，在清代长期被列为禁书，直至清末梁启超等人倡导变法改良
，才将其作为宣传民主思想的重要文献广泛传播，使之焕发了光彩。
《光明日报》2001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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