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1793)访华的英国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在所提写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绘乾隆与和珅的关系的:“和中堂(即和琳)紧随着皇帝御驾后面，当皇帝停下轿子差人走过来向特使慰问的时候，几个官员跳过沟去走到和中堂轿前下跪致敬。可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室亲人等跟随着皇帝陛下，足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他是皇帝唯一宠信的人，掌握着统治全国的实权。”“这位中堂大人统率百僚，管理庶务，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对乾隆与和珅的关系，斯当东还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评论:“无论多么掌权的大臣，他在唯我独尊的皇帝面前，就变成一个渺不足道的小人物了……和中堂是一位鞑靼人(西方人把满人、蒙古人通称鞑靼，笔者注)……皇帝见他相貌不凡，后来又试出他才具过人，于是不次拔擢至首相。他是皇帝唯一宠信的人。
中国现在的皇帝并非贪图安逸享乐，一切国家大事都在他掌握之中，他只是分权给大臣，而不是把国家大权整个委托给大臣，他绝不盲信大臣。所谓“二皇帝”之说，正像斯当东所分析的是“树大招风，官高遭忌”所致，和珅得到的特殊宠荣引起皇族中人以及些忠君的不安。
斯当东的描述是乾隆退位前的情形，迨至乾隆退居太上之后，随着乾隆体力、精力的衰退，对和珅就愈发依赖。由于乾隆视力的急剧衰退，已经看不了奏折。臣下奏章的副本要交给和珅，而和珅为了不刺激太上皇帝，避免其健康进一步恶化，就采取报喜不报忧的办法，致使许多真实情况被封锁。
尽管和珅极力要延缓太上皇帝的衰老进程，但乾隆衰老的速度依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左耳所患重听愈发严重。按照中医的观点，男人左边的器官生病很难治愈，女人则正好相反，“男左女右”即此之谓。乾隆的视力、听力都是边出了问题，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好兆头。
到乾隆退位两年之后，他的记忆力也明显衰退，很可能得了老年健忘症，经常是刚用过早饭，又传早，往往是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不久，他说活也变得含混不清，除了和珅没有人能听懂太上皇帝在说什么，和珅自然就成为乾隆的翻译，至于在翻译中是否假传圣旨，只有和珅自己清楚。
《春冰室野乘》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日早朝已罢，单传和珅入见，珅至，则上皇南面坐仁皇(嘉庆庙号)西向坐一小几，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珅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极力涪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珅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均为白莲教道领)。上皇复闭目诵不缀。移时，始挥之出，不更询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和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和珅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之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
尽管包括嘉庆在内的骨肉都不能同乾隆进行交流与沟通，但太上皇帝依旧大权在握。这就意味着和珅仍然是“统率百僚，管理庶务”的“二皇帝”，是太上皇帝的代言人！
自从和珅得悉乾隆决心履行执政周甲退位后就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笼罩，为了讨好即将成为实权皇帝的永琰，和珅在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初二—公布永琰为皇太子的前一天，亲自到十五阿哥嘉亲王永琰的藩邸递上一柄玉如意。按照满洲贵族的习俗，每到年节，宗室王公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官员都要向皇帝递如意，取其吉祥如意之义。和珅向十五阿哥递如意，表明对即将成为新皇帝的永孩的恭维。
孰料嘉亲王并不领情，在和珅离去之后大发雷霆，喝令王府侍卫以后和坤来见一律不得通报。十五阿哥的敌对情绪，旋即传人和珅的耳中，使得和珅愈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