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位于东南沿海，人杰地灵，物阜民丰。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它赞誉为“世界最大之港”。2017年，被联合国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起点。如今沦为三线城市，其中缘由，值得深思。
硬件可靠
泉州的崛起离不开硬件和软件协调配合。从硬件来看，泉州海岸线曲折交错，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隆庆府志》坦言：“泉居八闽之南，山势蜿蜒，不见刻削；海港透逸，不至波扬。”众多港口离主航道并不远，域宽水深，能够容纳上百条大船。晋江打通了泉州和内地的物流联系，此外，港口深入海湾和河口，“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航道”，提高了泉州和船只的安全系数。
上图_ 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实力的增长推动了泉州港的兴起。由唐至宋，泉州大兴水利，围海造田，经济实力由上郡晋升至望郡。更为重要的是泉州实行农耕和手工业并重的政策。步入唐宋，泉州出产的丝织品有“绮罗不减蜀吴春”之称。而当地烧制的青瓷和青白瓷以质优、价廉、量足著称，仅考古发现的宋元窑址就有133处。此外，泉州的茶叶、蔗糖、铁鼎、生铁、银等商品，均蜚声海内，享有盛誉。
造船业为当地的航运业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唐宋时期，泉州出产的鸟船和福船，载重量大，结构坚固，抗风力强，代表了泉州造船业的高超水平。南宋初年宰相吕颐浩称赞：“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
在元朝，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游记中记述：中国商船“皆造于刺桐 (泉州)及兴克兰(广州) 二埠。”从南海至印度洋，中国商船往来频繁，比比皆是。进入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大部分船只来自于泉州。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了泉州港崛起的必备条件。
上图_ 郑和下西洋线路图
软件过硬
泉州的软件也有与众不同的优势。南朝陈天嘉三年（公元562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自南安郡（今福建泉州）乘船前往棱伽修国（今马来半岛），拉开了泉州和南洋诸国通航的序幕。相较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和杭州等贸易港口，泉州航程适中，设施完备，得到了朝廷和南洋诸国的认可。
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宋高宗在任命李庄提举福建市舶的诏令中说：“提举市舶官，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庄可发来赴阙禀议，然后上任。”从中体现出通过加强市舶管理、促进外贸活动的指导方针。
各个时期的官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对外贸易。唐朝要求地方官对待外商“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泉州推出“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的招商政策，同时，尊重外商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热情款待外国贡使。元朝时，其他海港“番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用为定制”。这些措施的实施，无形中扩大了泉州港在对外贸易竞争中的优势。
上图_ 海交馆陈列的宋代泉州海船
除此以外，包括泉州在内的福建船工还具备先进的航海技术。北宋地理学家朱彧《萍洲可谈》中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在《诸蕃志》描述泉州船工在泉州到海南岛的航线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之”。
南宋后期，泉州赶超广州，达到极盛。1226年编写的《诸番志》中，与泉州通航的南洋诸国多达57国。学者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若欲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配套的软硬件，是泉州港兴盛的主要因素。
上图_ 15世纪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