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人》把人们的目光带向了国际。在新加坡工作的印度人达拉毅然改国籍为“中国”，得以报名参加“华侨机工”，驾驶汽车在滇缅公路上运输抗战物资。作品颂扬爱国主义与国际援助。
1938年，卞之琳访问延安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创作《慰劳信集》。1940年入西南联大，发表诗作，他为西南联大开拓了书写解放区的新天地。杜运燮作诗《“给”卞之琳——读〈慰劳信集〉》表达兴奋心情；穆旦作评《慰劳信集》和评艾青抗战长诗《他死在第二次》的文章，提出著名的“新的抒情”理论。孙毓棠《谈抗战诗》对早期抗战诗及时做了批评。以上诗文均刊于《文艺》。
西南联大和香港大公报均诞生于抗日烽火中。两个组织以文学助力抗战，为抗日战争、抗战文学作了应有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留下了显见业绩。从1938年8月到1941年8月，《文艺》发表了西南联大24位作者的99题，108篇作品，分208次刊出。这一数字是任何其他组织达不到的。西南联大和香港大公报如此密切的互动合作，堪称典范。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11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