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而不同
西汉时期三个合阳国
陕西渭南有个合阳县，其置县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整个西汉年间共出现过三个郃（合）阳国：刘邦曾分封亲兄刘仲为郃阳侯，建郃阳国，西汉末年平原郡、东海郡下亦设有合阳侯国。他们都有着怎样的由来和联系？
合阳，最早得名在战国时期，其旧城遗址现位于陕西合阳县靠接黄河处。魏文侯十七年（公元前 429 年）魏国攻打秦国之后，始筑合阳城于黄河西岸洽水北岸，作为新的军事防御据点。随着秦人势力不断东进，合阳被秦国吞并。军事对峙区的合阳还是秦国一处重要的兵器铸造地，写作郃阳，从合从邑。1982 年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拣选了一件“十七年丞相启状”戈，年代定为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 230 年），戈上铭文显示其铸造地点为“郃阳”，位于今陕西合阳县。
汉高帝七年（公元前 200 年），刘邦因代王刘仲弃国逃到洛阳，废其为合阳侯，这是合阳成为侯国的开始。《史记·高祖本纪》载 ：“代王刘仲弃国亡，自归雒阳，废以为合阳侯。”而到了汉惠帝二年，合阳侯刘仲去世。由于刘仲长子刘濞早先已被刘邦封为吴王 ；次子刘广被封为德侯，刘广之子继嗣德侯爵位并任西汉皇室宗正，惠帝二年以后郃阳侯国处于无人继嗣的状态，汉初的郃阳侯国仅存续了 8 年之久。此后国除立县。
郃阳县始置年代
郃阳县在历代地理著作中均有记载，但不言其置县时间。唐代李泰的《括地志》及杜佑的《通典·州郡三》中，均记载了郃阳的地理位置，并指出其为汉旧县，但却未对置县年代有明确表述。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及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除了指出郃阳县属左冯翊管辖外，也未记载郃阳县始置年代。可知直到宋代，郃阳县的始置年代并不清楚。1964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铅印本《汉书·地理志》“左冯翊”条记载：“郃阳，祋祤，景帝二年置。”明确记载了郃阳县的始置年代为汉景帝二年（公元前 155 年）。
出土于湖北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的竹简《二年律令》，记录了栎阳、长安、沛、郃阳等县一级长官秩各千石，丞四百石。这是汉初秩数最多的一批县级单位。其时间比文献记载的郃阳县时间要早，并且明确了郃阳令丞的秩数。
据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发掘者的整理研究，《二年律令》中的“二年”单独写在一枚简上，而这枚竹简同墓中出土的《历谱》共存一处， 《历谱》所记的最早时间为汉高祖五年、最晚为吕后二年，且有优待吕宣王的律令条文。因此“二年”的下限被定在吕后二年（公元前 186 年）。这就从侧面反映出至迟在吕后二年，郃阳等县一级单位已经存在。
《二年律令·秩律》里记录了秩数最高的一批县级单位，有两类县级单位性质的指示性非常强：一类是新旧都城属性的，包括栎阳、长安、雒阳、酆、槐里 ；一类为西汉皇室宗亲所在地，有刘邦为“娱其父”而新置的新丰县、分封亲侄子沛侯刘濞的沛国、分封亲兄郃阳侯刘仲郃阳国，这几处地方因分封皇室宗亲也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沛、郃阳两地无宗亲封侯的话，按地理位置及经济重要程度而言，不可能享有最高等级秩数的待遇，这也暗示了《二年律令·秩律》里某些规定是汉高祖刘邦或汉惠帝刘盈时代的产物，尽管刘仲已在惠帝二年（公元前 194年）去世。
郃阳属于左冯翊，而左冯翊直到汉高祖九年（公元前 198 年）才属于内史管辖。《汉书·地理志》云：“左冯翊，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罢，复为内史。”而刘仲封为郃阳侯的时间早在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当时郃阳属于河上郡，刘仲封侯地位于河上郡中，因此“三辅内不封侯”的做法或许只有在三辅正式设立后施行。结合《二年律令》的记载及西汉阳陵邑出土的“郃阳左尉”封泥来看，郃阳侯国置县很有可能在刘仲去世的惠帝二年。那么 1962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书·地理志》点校本应重新标点为“郃阳。祋祤，景帝二年置。”这样便可以说明景帝二年所置之县为祋祤，与郃阳置县时间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