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卡雷间谍小说的悬疑背后实则都隐藏着一个母题：极端环境下，每个人的道德选择及其代价。哪怕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哪怕档案都已残缺不全，哪怕当代人早已淡忘，但他笔下的人物依旧要为当年的选择承担后果，或早或晚付出各自的代价。没有信念支撑的牺牲在“圆场”年轻一代看来，自然也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对冷战时代的种种几乎一无所知，以至于在“审讯”吉勒姆时可以轻松地吐槽：在你们那个时候，无辜者的死亡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如今情况不同了。背负这个“诅咒”的吉勒姆却是直面背后冷酷的老特工，而能解除这项道德枷锁者正是他当年的上司史迈利。
在勒卡雷的小说中的“叛国者”都不是为了金钱，正如现实中的“剑桥五杰”、梅利塔·诺伍德，大多都是处于信念与理想而选择此道。2005年，梅利塔·诺伍德以93岁高龄去世，死前也从未对自己的间谍行为表示后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之所以会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阻止一个新制度的失败”。其实，他们与史迈利终究都是同一类人，只不过是选择了不同的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纵然立场水火不容，但史迈利、吉勒姆或许反而会能理解梅利塔们当年的动机。面对帝国衰败的现实，试图力挽狂澜的情报机关自身也在不断地堕落，变得更加卑劣与虚伪。借彼得·吉勒姆之口，勒卡雷还吐槽了如今的“圆场”。在他看来，如今“圆场”的情报工作无非是官僚化的重复，丧失灵魂与信念。经历、目睹这一切的史迈利或许真需要有一种“欧洲精神”来支撑自己的信念。
勒卡雷本人曾经在原版《间谍的遗产》的新书发布会上直率表达他对当今西方世界的忧虑。在他看来，“某些非常糟糕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理应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他口中的“糟糕之事”包括了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兴起以及民众对欧洲精神的背离，也可能还有他对当代英国人丧失崇高目标感的失望。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时，勒卡雷指出：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让他感到非常失望，而他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欧洲辩护。
不过，也如《经济学人》评价的那样：在勒卡雷的《间谍的遗产》中，虽然史迈利一再强调他身负欧洲精神的宝贵价值，但他所表现出的依然是一个地道的英国绅士形象。
作者：沙青青（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编辑：郭超豪责任编辑：范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