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他发现一个重要规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在建立后半个世纪左右，或到第二第三代帝王时，都会出现一个瓶颈时期。在此时，统治阶层如果智慧和能力不够，很可能会国破家亡，他将之命名为“瓶颈危机”，并认定为一个历史定律。
书中形象地将新政权比喻为一个刚刚砌好但水泥还没有凝固的新砖墙，任何稍大的震动都会使它倒塌。很多王朝或政权“稍纵即逝”，刚刚夺到的“江山”得而复失，十分短暂，就缘于此规律。
《中国人史纲》描述了反面例证秦朝、隋朝，同时也描述了正面例证唐朝和清朝。
书中指出，秦始皇本想传之万世，但秦朝却未能渡过“瓶颈危机”。他暴毙后小儿子胡亥将大哥拼掉而继任帝位，胡亥任用指鹿为马的赵高，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于是，秦帝国这条巨轮脱离航线，撞在狞恶的礁石上，创建未久即宣告瓦解。
同样，隋朝第二任皇帝杨广对内大搞工程建设，对外连年征战，用力过度，也没能战胜“瓶颈危机”。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世民经历“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上位后却得以顺利通过。柏杨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李世民大帝和他的干部”组成团队，互相勉励督责，“推行廉洁政治，获得空前成功。”
唐太宗李世民
柏杨也分析了客观条件对统治者渡过“瓶颈危机”的重要作用。《中国人史纲》详细记述了清军入关前，满清政权面临的严重危机。努尔哈赤逝世后，后两代继承人都不是长子继位，而是由第八子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前后继位。
柏杨写道，皇太极的亲军在皇室会议外面进行武装包围，多尔衮威胁各亲王必须立福临当皇帝，这引起种种不满，多尔衮以武力挫败了两个亲王企图发动的政变，但内战随时可能爆发。
就在此时，吴三桂突然开门降清，“一个新的、使人兴奋的奋斗目标出现面前，内争平息”，满清政权入关，“瓶颈危机”就此渡过。
多尔衮
长期艰难的狱中生活，使柏杨以超出常人的洞察力，来对历史上各种制度的优劣、政策的得失、社会的兴衰、人心的向背、人性的善恶进行思考。
《中国人史纲》一书特别对中国传统的法制、人权状况进行了大幅描述和研究。
柏杨深入分析了司马迁遭受腐刑一案，提出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是普遍而且长久存在的，绝不是孤立或偶发事件。
《中国人史纲》指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司法系统方面的普通法庭，另一个是军法系统方面的诏狱法庭。
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这是一个很令人无语的说法。柏杨指出，在这个系统中，审判者的唯一任务就是秉承上级头目的旨意，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份判决书，任何人不论职务、级别再高，只要陷进去，就不可能自保。司马迁就是受到诏狱法庭的审判。
柏杨记述的另一个有名的案例就是功高盖世、官至宰相的周亚夫，他儿子购买纸制刀枪，准备老父去世时作冥器用，却被人告发私藏兵器，准备发动叛乱。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皇帝想要办他，法官执法不是追寻真相，而是以最高命令为准为他罗织罪名，因而周亚夫的所有解释都毫无用处。
周亚夫
柏杨认为，“因中国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念，所以中国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他在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法律好坏不在“法条”本身，而在怎样执行“诉讼法”；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于如何确定犯罪。因此，中国历史上才会冤狱遍地、酷吏横行。
《中国人史纲》更是以细致的笔法，详尽描述摧残人权的制度性建设在明王朝达到顶峰时的情景，东西厂、锦衣卫可以任意捕人，不加限制地滥用各类酷刑。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这些特务机构将刑事诉讼法中的“瓜蔓抄”运用到极致。
即是，逮捕行动像瓜藤须蔓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展，随意攀附，辗转牵引，如统治者不主动停止，甚至能网罗到全天下的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张“法网”，这就是至黑的明王朝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