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晚唐体”诗人的诗歌理念和创作习惯更多从晚唐五代以来的山林方外之士或处吏隐状态的簿尉阶层承绪而来，而此类人物又多学习和效仿李洞、杜荀鹤、喻凫、许浑、许棠、郑巢、周贺、周朴等宗贾诗人，也就是说宋初“晚唐体”诗人对姚贾的学习是通过中晚唐及五代宗贾诗人间接进行的。
在从姚贾到晚唐五代宗贾诗人、宋初“晚唐体”诗人、“永嘉四灵”及“江湖诗人”等“晚唐体”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边缘与主流相互递禅现象一直存在。从“晚唐体”师祖贾岛、姚合所在的中唐诗坛看，姚贾之诗也是诗坛主流，同为崇尚新变的“元和体”，而晚唐及之后的宗贾诗人则因为政治黑暗和社会动荡等原因大多遁入山林而被边缘化。进入宋代，“九僧”诸人尽管与主流社会也有较多联系，但其僧侣身份，以及诗歌少涉世事等内容倾向，也使他们在事实上处于社会边缘，故而宋人在描述宋初诗坛概况时基本不提及“九僧”及其“晚唐体”。严羽在回顾“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的情形时也未提及“九僧”及其他宋初“晚唐体”诗人。
南宋“永嘉四灵”原本也属于边缘群体，但他们倡导并推动的“晚唐体”顺应了诗坛人心思变的大趋势，而且得到水心先生的支持和奖掖，因此得以在南宋中晚期诗坛流行，“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严羽《沧浪诗话·诗辩》），遂由边缘群体而转为诗坛主流。
由此可见，在“晚唐体”的整个生成系统中，经历过几次主流与边缘的递禅，最终由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诗歌群体“永嘉四灵”以“晚唐体”救治诗坛积弊而转化为主流。
再次，从诗歌风格类型看，“晚唐体”属于清瘦型诗歌，深入研究“晚唐体”，也需涉及与其相对的富贵型诗歌，这有助于勾勒清瘦型与富贵型两大诗歌系统的发展路线，厘清其产生背景、生存环境、内在关系及其在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生成和接受系统中的地位和影响等，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开辟新思路。从现有材料看，富贵型诗歌早在先秦即已出现，《诗经》中《召南》的《羔羊》《何彼襛矣》，《小雅》的《皇皇者华》《出车》《南有嘉鱼》《彤弓》《车攻》《瞻彼洛矣》《宾之初筵》，《大雅》的《韩奕》，《周颂》的《丰年》等，其意象、辞藻皆带富贵气。而清瘦型诗歌大致是从六朝以来隐逸之士全面介入诗歌创作开始逐步生成，如陶渊明《有会而作》《咏贫士》诸作，无论意境还是语辞，皆有清淡寒蹙之意。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开始初步形成清瘦与富贵两类诗歌对立互补的格局。清瘦之诗从王维、孟浩然等山水诗开始，一路经大历十才子，到姚贾及李洞、杜荀鹤、喻凫、许浑、许棠、郑巢、周贺、周朴等中晚唐宗贾诗人，格局越来越逼仄，景物越来越细碎，意象营造和风格追求越来越走向清淡和寒瘦，甚至枯寂。富贵之诗从李白开始，经李贺、韩愈、李商隐、杜牧、韩偓等一路向前，虽路径不同，但或辞藻丰赡，或意境瑰丽，总体带有较为明显的富丽之气，如“李义山诗只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中只有绮罗脂粉”（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虽情有哀怨，但语带华贵。进入宋代，此种趋势更加明显，“宋初三体”中，“西昆体”承义山衣钵，追求形式美，雕润密丽，辞藻华美，而“晚唐体”则语辞浅易平淡，意境清淡寒瘦。此后，“江西诗派”雄霸诗坛，一枝独大，虽闭门觅句，但其“脱胎换骨”之法亦使诗歌辞藻丰赡，“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以藻饰之丰赡显学问之富丽。而与其诗学立场对立的南宋“晚唐体”则意境和语辞皆清冷寒瘦，“吟边莫问红尘事，只住茅茨亦自清”（薛嵎《闲居言怀》），“稍觉道心胜，渐至诗脾清”（罗与之《玉梁道中杂咏》），“斜阳照孤影，诗骨瘦崚嶒”（戴复古《山中少憩》）。
可见作为清瘦型诗歌的代表，“晚唐体”本身也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漫长的发展脉络，而且在唐宋两代基本与富贵型诗歌各占诗坛半壁江山，前赴后继，互相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