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排出的便是羊，它可以提供羊毛和羊奶，也适宜运动，可以做随军物资，这一点在古典记载中屡见不鲜，如《旧唐书·兵制》中记载的陇右牧群，就有羊的数量而没有猪，史籍中缴获牲畜的记载也都能见到羊而不见猪的踪影。同时它在祭祀上的地位较高，在三牲之中被置于最右侧，在尊右的中国人看来，这是极为崇高的地位，也因此《三字经·训诂》中直接给羊和猪定了性：“猪能宴飨速宾，羊能用于供备祭器”。
【牛可以说浑身都是宝物】
这显然不是巧合，古人的记载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紫薇杂说》提出古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的原因是食肉少，并举出汉代班超的例子，在这个人口还未爆炸的年代尚且如此，到宋代中国人口首次破亿，明代以后中国人口爆炸式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自然更是如此了。
正因为中国人的肉食需要得不到满足，可摄入热量又有限，所以出肉快，成本低适合集约化饲养，肉里又富有油脂、蛋白质和热量的猪才会作为首选；而由于人口压力巨大，休耕难以实现，才会放弃营养最丰富的的禽粪肥，使用猪粪；因为人地关系紧张，所以牛、羊等需要放牧的牲畜逐渐退出肉食主力；最合适的烹饪方式将猪肉的优点发挥到极致……
最后，在各种原因的联合作用下，猪最终被推向中国人肉类供应的主力位置。
【罗马人爱用营养丰富的鸽子粪，正因为有富余进行休耕】
尾声
不过这种适应中国国情的猪肉地位，也在随着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而产生微妙的改变。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再到改革开放，农业技术突飞猛进，人民的生活越过越好，收入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食物摄入种类和数量的巨大提升，让原本营养不良的困扰变成了营养过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猪肉逐渐丧失了它曾经的优势。
在营养方面，猪肉丰富的脂肪和热量变成了“三高”的元凶，为开始营养过剩的中国人民逐步抛弃；在口味方面，肉类和燃料供应的充足促进了人们开始进一步追求多元化的烹饪和口味，西餐的引入更增加了其他肉类的使用；在经济层面，现代科学有着清晰的定量，充分了解施肥的作用原理，并有更高效率的化肥可以使用，因此猪粪的适应性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了；而科学化、集约化养殖则稀释了个体效率的重要性；最后，随着牛、羊逐步退出运输、祭祀、随军物资等职能，回归肉用，猪肉也就顺理成章的不再是中国人肉类供应的唯一选择。
【汽车取代了牛车，让牛肉回归了餐桌】
这在我国近40年来人均年肉类消费比例的变化中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在60-80年代，我国人均年消费猪肉占所有肉类达到80%以上，可谓独占鳌头。
到了1997年，随着牛羊鸡的食用量不断增加，猪肉的占比下跌至67.3%，等到1998-2007年这段时间，人均消费肉类总量还在不断增加，但猪肉的增长还在不断减少，平均每年只有0.4%，相比较禽肉的3%、牛肉的2.1%、羊肉的4.9%差的很远。这导致了猪肉占各种肉类的比例不断下降，到2007年时已经只剩61.6%了。
这一趋势充分的说明了猪肉在中国的重要性与前文所述的理由密切相关，更为我们指了一条解决当下猪肉缺乏的明路。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有着极强的保牛，尊羊文化，文化和现实考虑又进一步促进了政策的导向，所以自汉代以来，中国政府就极力劝诫农户通过养鸡、养猪来解决自己的肉食问题。比如西汉的黄霸，就在颍州叫邮亭官带头养猪养鸡，渤海太守龚遂也鼓励农家每家养两头母猪、五只鸡。
而到清代的时候，猪的重要性更被极大的拔高。满人有着好吃猪肉的习惯，这源于他们原始的捕猎生产生活方式，在有限的肉类选择下，猪肉是他们能选择的最好食物了，所以在满族的祭礼，猪肉的地位极高，以至于在清王朝定鼎天下后，紫禁城坤宁宫专门开辟出一处屠猪庖猪，专供祭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