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人文，学者也能通过写论文、申请项目等符合传统评价机制的成果参与评价。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赵思渊希望将数字人文作为方法嵌入各个学科，实现在不同的学科话语中论述方法论的价值；令不同学科的参与者在各自学科推进原创研究；令数字人文项目在学术共同体中获得公开的评价。不同学科有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立场，促进数字人文不同视角合作的实现，而数字人文研究成果又能对参与者各自的学科有所推进。
成果类型多样亟待评价
数字人文的成果是多元化的，应当有不同的评价体系与方法。南京大学朱剑教授指出数字人文评价的困难在于，传统学术研究成果形式和传播途径的有限性与数字人文成果形式的丰富性和传播平台的多样性之间的紧张。他提出建议，如果数字人文是一种新的形式，就应该用新的媒体形式，因为媒体是学术共同体的重心，因此数字人文从成果到媒体都要相对稳定，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
朱剑发言
CBDB数据库是公认的数字人文标志性成果。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潘威副研究员从数字人文领域研究库的角度，作了中小规模团队以及个人化信息化工作的成果认可与交流的思考。南京大学王涛教授认为传统意义上数据库可能不是学术成果，数字人文圈对CBDB的认可是基于价值的评价，从是否存在同行评议人的角度思考，对于数字人文学术的多元价值评判，可能对数字人文成果更有帮助。
数字人文中有主打空间人文以图像呈现为主要成果的专业领域团队，比如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陈刚教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何捷副教授都提到，图像成果在以论文为主体的纸质媒体上发表存在困难。陈刚主要分享了团队建设的六朝建康城市历史信息化系统，其特色在于统一校准的时空基准以及数据编码，可以综合呈现人、事、时、地、物五大要素的时空信息模型。何捷副教授则分享了与风景园林系学生基于历史文献制作空间图谱（mapping）的作品经验，提出区别于自然地理的人文/社会/经济信息所提供的空间信息，是否可以统合制作成有效的空间图谱的问题。
关于数字人文的可视化呈现成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邱伟云副教授提倡传统人文研究从文字向图像呈现形式的转变，因为图像可以通过色彩、构图、布局与位置、变形四种维度来综合表达比纯文字更多的信息量，并提出数据可视化与视读图像素养的重要性。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徐力恒补充了教学工作和公众号学术传播的重要性。在学术社群、研究数据、基础设施、期刊、学术传播机制都得草创的情况下，数字人文学者必须参与很多不直接和狭义的数字人文“研究成果”挂钩的工作，但它们又与数字人文有关的学术事务息息相关，只是无法直接能成为考核中便于统计的成果。比如数字人文的教学工作——没有数字人文社群，大家只能单打独斗。但是这样的社群也需要投放精力去经营和参与，同时也需要教学工作坊之类的学术社群映照以及训练新进的活动。徐力恒也十分赞同朱剑老师所提倡的创设新型学术媒体的重要性，比如自己参与的“零壹Lab”公众号的工作，公众号虽然得到一个数字人文奖项（DH Award 2019），但目前还不大容易得到单位的学术承认，那么这样的新型成果是否能算“知识转移”呢？
《澳门理工学报》编辑桑海认为，数字人文研究成果形式未必以论文形态呈现，而可能是某种数据库、可视化网站、软件或算法等，因此呼吁学术界生成新的评价体系，在数字人文成果与其他成果之间建立横向评判的标准。数字人文虽然是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或准学科，但在评价体系中并非“法外之地”：如果要证明自身的学术价值，其研究成果就一定要得到人文学术界，特别是传统学科内部的接受和认可。一方面，数字人文需要自我调适，对接传统学科自身的学术脉络，真正解决推动学科发展的疑难问题；另一方面，数字人文需要影响传统学科，给人文学术带来新的理念和活力。
基于数字人文不同的成果形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申斌认为，与其探索一套完全独立的全新评价标准，不如扩充既有不同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把数字人文成果分类纳入相近成果的评价体系更为可行。比如数字期刊、数字博客，科研在期刊、文章评价中给它们一点空间；可视化网站可以参照博物馆、展览等评价；数据库、程序其实提供的是一个研究平台和科研工具（标注问题），可以参考理科实验室和技术方法的评价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