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柏泉，“婆婆磨媳妇”；汉口市区，警察打车夫。这两件事，给张世英留下一生的印象。他说，一般人看我的哲学，觉得很玄乎，其实我思考的出发点，就在这里，“人间为什么有这种不平等？”
抗日战争中，武汉沦陷后，张世英随学校迁入宜昌。1941年，湖北中学生会考，他又获得全省第一名。
从朱自清的《背影》中读懂父亲
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家中的书柜往往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张世英的书柜有两面墙，大部分是哲学书籍。其中相当部分，是各类德文和英文原版书籍。
而客厅另一角，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水墨丹青、古色古香。老先生近年对书法颇有兴趣。客厅中的挂着署名“柏泉老屋塆村民张世英”自书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是张世英的父亲张石渠先生最喜欢的古代文学家。回忆起父亲，张世英眼角湿润。他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读到《背影》，发现朱自清写的父亲和自己的父亲相像，“我去问他，知道我和朱先生成长环境相同。”
张石渠毕业于国立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受过新式教育。张世英说，父亲思想清高，以耕读为乐，虽在汉口教书，但是一直把家安在柏泉，“他常常下地干活，戴着近视眼镜、挑着粪桶、赤脚站在田间。”
父亲对张世英的教育方法，比较传统。张世英说，从5岁发蒙，到9岁离家，自己一直是在父亲的教导下自学，先学《千字文》，再背《论语》、《孟子》、《古文观止》，“背不下父亲就打、罚跪。”
父亲最喜欢的陶渊明诗词，张世英记得最牢。等到张世英读小学时，国文游刃有余，八十多年后仍对古文经典把控自如，他才品出传统教育的优点和父亲的苦心。
“我读大学前，一直都是用文言文写作。”他说，直到西南联大时，国文课老师李保田，强令他用白话文写作，才改变过来。
黑格尔与陶渊明“辩证统一”
张世英治西方哲学，一生却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内在精神情有独钟，颇多思考。他观察到，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争取自我觉醒、个性解放的特立独行之士，代不乏人: 先秦的屈原，汉代的司马迁，魏晋的嵇康、陶渊明，以至明末的李贽。
但另一方面，他们为了自我的独立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凄惨: 或自投江湖，或惨遭屠杀，或陷囹圄而自刎，或归隐田园。
“西方人实现自我的历史因个性解放较早而显得神采飞扬，那么，中国人实现自我的历史则显得十分悲壮。”晚年，张世英将中西比较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中黑格尔主客二分主体性哲学与中国“天人合一”传统思想的比较融合作为学术研究方向。
老一辈中国学者，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早岁负笈到西方留学或者以西方学问研究为旨趣，但是最终转向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比较明显的，如吴宓、陈寅恪、钱钟书。
从黑格尔哲学中回归到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后，张世英在哲学上主张克服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中极端主体膨胀影响，以突破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中主客体区分不足的思维方式弊端，实现主体觉醒，求得自我的解放。
而在美学上，中国传统的“隐秀”和“言外之意”的含蓄美，也可以与西方文化中重视理性美、直观美形成互补，达到美在自由。
张世英说，自己能够记事，到现在已经90年，这种学术关怀的回归，符合辩证法。
【访谈】
父亲手把手教我写文章
读+：您在武汉出生长大，您觉得您的家庭和父亲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世英：我父亲对我是很严格的。可是我到现在想起我的家庭，谈我的感情，我总是提到我的父亲。
我小的时候，他就教我念《论语》、《孟子》，要我背，背了之后每个礼拜要写一篇文言文。我写了之后，他亲手指导，文章该怎么写，讲得非常细致。记得我5岁以后，每一个礼拜教我念一篇《古文观止》，念一篇文言文。念了之后，叫我在旁边坐着，坐着你去背，背熟了，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然后在他的面前，把书给他，背完了他说，行，出去玩去。这样就解决了。
饮水思源，我的文章能写得不管说好不好，能够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首要的是归功于我父亲。他的文言文写得好，教我也教得特别细致。所以尽管说我挨打，别人说张世英是挨打长大的，但是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包括我的性格，我现在的哲学思路，就写文章来讲，都是我父亲一手一笔的教给我的。所以我现在只要提起来，我总记得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