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义兴周氏，其它江东士族的遭遇也差不多。如今王敦兴兵而来，明显是为了“教训”司马睿。所以江东士族当然乐见其成，只是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支持王敦。江东士族保持着自己的中立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江东士族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如顾氏、陆氏等都没有积极参与王敦之乱。而周氏的当家人周札则在王敦进攻建康时，打开城门迎接王敦，使得王敦顺利进入建康。周札的举动，算是江东士族的异类。除周扎外，其余江东士族都没有积极协助王敦。
地位不及江东士族的江东豪强，态度则积极得多。如王敦手下最得力的助手沈充和钱凤，就是江东豪强出身。虽然钱凤说“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但是沈氏的地位和影响力，怎么能和义兴周氏相提并论呢？周氏是世家大族，而沈氏则只是豪强而已，无法跻身士族之列。至于钱氏，只是个勉强能和沈氏并列的豪强罢了。
另外一个江东豪强出身的甘卓，他的表现则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王敦之乱时，甘卓时任梁州刺史，当王敦企图利诱他时，他不为所动，但也没有公开讨伐王敦，而是作壁上观。
不过后来甘卓在乐道融的劝说下，正式起兵讨伐王敦。甘卓这一举动，让身在武昌的王敦大为吃惊。“武昌大惊，传卓军至，人皆奔散”。足见甘卓能对王敦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为了嘉奖甘卓，朝廷升任甘卓为征南大将军、侍中、荆州牧，并督荆、梁二州军事。
但是甘卓本人性格反复、瞻前顾后、十分纠结。即便他正式公开讨伐王敦，仍然犹犹豫豫。最终王敦大军沿长江顺流而下，直达建康。身为征南大将军、荆州牧的甘卓，却没有任何作为。
江东士族和江东豪强的不同表现，可以看作是士族和豪强之间的差别。江东士族保持中立，因为王敦并没有危及江东士族的利益；而豪强支持王敦，因为豪强希望能借王敦的力量，帮助自己更上一层楼，跻身士族行列。
攻入建康失却人心
因为北方士族的默认，和江东士族的中立，使得王敦能顺利控制建康。不过王敦控制建康后，他的表现则让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都大失所望，对王敦的态度转向抵制。特别是王敦退回武昌后，心有不甘，试图发动第二次叛乱时，更是遭到了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的联合反对。
王敦入驻建康后，在建康大开杀戒，杀害了许多有名望的人，最典型的就是周顗和戴渊。他们虽然不是士族，却是司马睿的坚定支持者。除了滥杀无辜，王敦还有谋朝篡位之举，甚至试图联合王导，推翻晋室，自立为帝。遭到了王导的严词拒绝。
不仅是王导反对王敦篡权，琅琊王氏的大多数人也反对王敦篡权。而其它北方士族显然也不希望看到琅琊王氏一家独大，当然会坚决王敦篡逆之举。
同样是来自北方士族的谢鲲（陈郡谢氏出身），和王敦关系很好。王敦起兵造反时，谢鲲一直待在王敦身边。但是当王敦攻入建康，做出篡逆之举时，谢鲲极力阻止。见王敦不听劝，谢鲲便离开了王敦。
另外还有龙亢桓氏桓彝、颖川庾氏的庾亮，这些来自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都坚决反对王敦谋朝篡位。
再次作乱终被平定
在得不到北方士族的大力支持下，王敦即便掌控了朝廷，也很难有所作为，所以他只好返回武昌。不过王敦并没有消停过，一直在搞各种篡逆的动作。王敦后来移镇姑孰，企图控制京畿。
其实王敦的篡逆之心，早就有之。
初，王敦见刘琨劝进表至“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祚者，非大王而谁!”敦大怒，投表于地，曰：“读《左传》三十年，一朝为琨所用！”-《建康实录》
后来王敦攻占建康之后，更是发出了“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感叹。如果说王敦第一次造反是为了反制司马睿，维护皇权和门阀之间的平衡。那么王敦的第二次叛乱，则是凸显了他早有谋逆之心。
病榻中的王敦，还在钱凤的建议下，对义兴周氏展开疯狂杀戮。“一门五候、三定江南”的义兴周氏遭遇灭族之祸，从此一蹶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