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是人类重要的家畜之一，尤其在古代，无论军事、交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马与一个王朝的军备强弱，国势盛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占人说：“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妥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我国自古对养马非常重视，马被列为六畜之首，特别是在被称为封建盛世的汉唐两代，养马的规模更大。后世有“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的说法。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马种大改良，前两次发生的时期就分别是汉代和唐代(第三次是建国后)，在接下来的马背文化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发生在汉代的第一次马种大改良。
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汉代养马之风盛行。汉代的西部和北部边境，有许多水草茂盛的草场，是发展畜牧业的首选地区。为提高中原马匹的品质，汉朝统治者还大力引进良种马，对原有马种进行改良。中原地区原有马种，由于长期圈养和驾车，其奔跑能力及耐力均大大降低。对于速度和耐力要求极高的骑兵来说，这种马并不理想。汉文帝时晃错在论及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差别时说：“(匈奴人的马)上下山坂出入溪涧，中原之马弗如也;险道倾仄，且弛且射，中国之骑弗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及也。”《敖铁论·备胡篇》也说：“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千里马于是就成了中原人梦寐以求的宝马。
中国北部和西部自古盛产良马，那里有广裹的天然草场，是牲畜的乐园。生活在那里的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驼、驴、骡……”中原人很早就知道这些马，并不断引进。甲骨文中就有“取马”、“氏马”、“来马”、“入马”的记载，说明当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的羌、马羌、鬼方、土方等少数民族进行马匹交易，引进他们的民马。西周时周边少数民族也经常向周王朝进贡马匹。战国时期从周边流入内地的马更多。《荀子·王制》：“北海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人得而畜使之。”《战国策·楚策》中苏秦对楚王说：“大王诚听臣愚计……燕代之民马佗必实于外厩”。但是中原地区的饲养方法使这些马的优点很快丧失。古人云：“马食谷则足重不能行”，不是因为马吃了粮食而足重不能行，而是由于马的生长条件，特别是从放养盖圈养，从骑乘改拉车，使马的速度和耐力大大降低。所以只有利用引进马种对原有马种进行改民，才能使中原马的性能大幅度的提高。
入汉以后，北方草原上的优良马种蒙古草原马开始引入内地。蒙古草原马体质粗糙结实，四肢坚实有力，蹄质坚硬，抗严寒，适应性强。在荒漠、半荒漠地区生长良好，体型属兼用型，乘用、挽用持久力强。汉初，汉朝通过与匈奴的互市获得马匹。自汉武帝时，双方发生战争，但仍愿意通关市。但是汉朝通过战争获得的马匹数量更大。如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汉与乌孙出击匈奴，校尉常惠等共获其马、牛、羊、驴骡、驼七十万头。公元89年东汉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单于于私渠比海，获其马、牛、羊、驼百余万头。所以《盐铁论·力耕》说：“是以骡驴，街尾入塞，马，尽为我畜。”对于内附归降的匈奴人，汉朝政府在边郡地区设置“属国”，“因其故俗”，以资安置，即不改变其原来的游牧经济和生活方式。还在他们生活出现困难时给予接济。如东汉建武二十六年(49年)匈奴发生严重雪灾，光武下令由河东郡转拨匈奴米二万五千解，牛羊三万六千只。建武二十九年又赐南单于羊万头。建初元气南匈奴又发生蝗灾，章帝命禀给其贫民三万口。匈奴人与汉人杂居相处，相互学习，逐渐接受了汉文化。汉人也跟他们交换马种和学习养马技术。所以说，汉代养马业的发展与句奴地区马匹的大量输入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