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斮温禹”
十、“隃涿邪”之“邪”字
从字形来看，很明显是“邪”非“耶”。
“邪”
十一、“恢拓畺㝢”之“拓”字
“拓”字，“扌”中的横画和撇画在隶书的书写中，大多写作平行的两横，《燕然山铭》中的“摅”字就如此写，而在“拓”字中则写成略向下弯曲的两条横线。
“拓”“攄”二字
十二、刻石中“暂费而永宁者，已乃遂封山刊石。”在传世文献中作“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已乃”：旋即，不久之意，《韩非子·卷八·说林下第二十三》云：“二国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构于己，乃皆朝魏。”《史记·商君列传》云：“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释名·释用器》云：“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可见班固原稿中的“已乃”这个词，被拆分成了“已”与“乃”二字，考虑到“已”与“也”两者字形相近，可推测发生这个错误的最大可能性是传抄之误，即《后汉书》和《文选》的源头文本材料，在直接从汉人的简牍手迹中，传抄文本时，误将“已”识做“也”，并想当然的把“乃”字置于下一段开头。
十三、刻石中“癹匈虐钆海外”，文献中作“剿凶虐兮截海外”，用典出自《诗·商颂·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截”字在刻石中作“钆”，《隶释·第卷七·荆州刺史度尚碑》有“截彼海外”之句，“截”字写作“隹乚”与《燕然山铭》中的写法极为接近。
十四、刻石中“封神丘建陆碣”，文献中作“封神丘兮建隆嵑”或“封神兵兮建隆嵑”，“丘”“陆”“碣”三字在刻石中清晰可辨，文献中此三字应是字形相近后世传抄之误。所刻铭功纪德之文。
十五、“神”字，字迹漫漶严重，左侧“礻”由于崖面破损，笔划几乎尽失，但右侧“申”字中央贯穿之一竖，隐约可见。且若作“田”字解，字形断不可只偏居右侧，必须与上下之“封”“丘”二字纵向左右大致对齐。
《燕然山铭》摩崖的书法，其特色介于我们迄今所熟知的汉碑与汉摩崖两大书写体系之间。由于铭文的性质，其书法不像其它的汉代摩崖刻石那样自由放纵，少野逸恣肆之气，显得文雅含蓄，方正内敛，有庙堂气息。但又和一般汉碑整饬规则的程序化不同，章法上，行列有序，字体大小基本统一，个别字在遵循界格的基础上呈现不经意的放大缩小，端正中见生趣，谨严中有烂漫。在汉字的书法创作中，方正一路的书写较难，很容易陷入呆板中，尤其隶书。故为了破掉平正，使得字有动感，篆书中往往将字形拉长，强调纵向，让横向短和纵向长产生对比，再加弧线，圆转，装饰性笔划，使其静中求动。而隶书则相反，强调横式，让横向拉长和纵向扁进行对比，加入波挑，甚至个别还在字形空间结构上做文章。以非典型汉碑《封龙山颂》和《张迁碑》为例，前者便是通过运用波挑，产生平中出奇的效果。后者则是波挑以及打破横平竖直的字形结构同时使用，呈现出朴厚灵动之美。而回到《燕然山铭》我们可发现，其波挑若有若无，隐而不发，字形结构稳定较少变化。由于该铭文的特殊性，文字书写必须方正端庄，故不可能让字形结构产生明显的倾斜，并做局部夸张或简省变异处理。而如果刻意强调和表现波挑以求动，则会影响端正谨肃的庙堂气息。故《燕然山铭》采用了让字体大小参差产生变化，便让整个作品都灵动了起来。而这种处理，毫无违和感，既不易察觉，又起到了破除板滞的效果，同时又不影响整体的庙堂气象。可以说，《燕然山铭》的书法艺术水平是极高的，整体与局部和谐统一，举重若轻，典雅从容。气势磅礴，又不拘泥小节。变化万千，却又笔笔有法。这种无为而为的境界，实非常人能为之。整体看，文章与书法相得益彰，气韵浑穆壮阔，雄宕勃郁，确有得胜凯旋，慷慨激昂之态，大汉威仪若在眼前。总之，《燕然山铭》虽然残沥严重，多数字迹不清，但就可见的遗存部分，此铭以其独特的艺术面貌和历史价值足以立于书法史，而与永平九年（66年）《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相颉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