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琰
近日，备受瞩目的“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亮相故宫博物院，再一次将苏轼推到聚光灯下。
“我们为什么爱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永恒命题，激发着千差万别、绵延不绝的回答。笔者的回答，要从一件展品《献蚝贴》说起。这件书法作品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生蚝的两种烹调法，即酒煮和火烤，至今仍是我们享用海鲜的常见方式；二是苏轼的调侃与幽默。很多人爱苏轼，可能出发点都是这两个方面：新鲜的知识，活泼的乐趣。
这篇小文写于海南。另一篇同样作于海南的小文，展示了苏轼另一个方面的魅力，即豁达的智慧。在《试笔自书》中，他从《庄子》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中汲取了灵感，将自己困守孤岛的人生处境，与人类共有的处境相混淆、相等同，从而达到自我宽慰的效果。
很多人对苏轼的感悟，可能就此止步。如果我们从苏轼那里学来的，仅仅是零碎的知识、偶然的乐趣以及“精神胜利”的技法，那么苏轼与鲁迅笔下的阿Q，似乎就没有了本质区别：阿Q懂得关于长凳、葱叶、革命党的知识，拥有让人捧腹的性格与语言，并且是“精神胜利法”的大宗师。将苏轼类比于阿Q，并非对苏轼不敬，而是意在呈现诸多文化巨匠接受史上的普遍误区，即碎片化、表象化、功利化的理解。我们只看到他们身上的若干毫无关联的亮点，讲述着半真半假的轶事，表达着真情实感的体验、启迪、刺激、收获。事实上，只有体系性的认识，才有资格成为“真知”。
苏轼过于全能，在诗、词、文、学术、书法、绘画、音乐、美食、养生、参禅等诸多领域，都有第一流的建树。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爱好出发去认识、阐释苏轼。这种“爱”，很真诚又很局限，很热烈又很肤浅。每一个曾经或正在用此种方式“爱”苏轼的人，都应该继续思索：为什么在宋代会出现如此全面的人物？苏轼怎样成长为如此全面的人物？换句话说，只有试图深刻而全盘地理解宋代文化，努力还原苏轼人生的种种细节，才有可能将对于苏轼的“爱”转化成理智的“欣赏”。“爱”很简单，“欣赏”很难。
笔者对苏轼的“爱”，同样始于零碎与肤浅；对苏轼的“欣赏”，至今仍然极不成熟。但苏轼对于人生与文学的两种彻悟，始终让笔者记挂在心，萦绕不去。第一种彻悟是，他用“水”去理解世界与文学的本质。在《东坡易传》中，他把“水”提升为重要哲学范畴。在《自评文》中，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在官场上、在生活中、在艺术世界里，他总是表现得如水般变化多端。
过程哲学有一个基本理念：“成为现实的就是成为一个过程。任何不是一个过程的事物都是对过程的一种抽象，而不是一种正式的现实性。”苏轼对“真相”或“真理”的理解，无妨作如是观。比如《泗州僧伽塔》记载了一段心路历程：“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他从祈祷中获利，但立刻反思了祈祷的荒谬性，进而否定了祈祷这个想法的必要性，于是享受了意志的绝对自由。苏轼在层层反思中演练了智慧，也创新了艺术。
苏轼的第二种彻悟是，他始终站在“人”的角度思考社会，尊重人性的弱点，顺应人性的趋势，倡导培养人性的善质。王安石认为，应该创造一套完美的制度，让所有人都能选择正确、行为妥当。而苏轼认为，应该培养一批具有较高道德品质和知识修养的人，让恰当的人去选择恰当的制度；制度本身并无绝对的优劣好坏，关键看是什么样的人在运用它。
正是因为苏轼始终坚信“人”的因素比“法”的因素更重要，所以当新法推行的时候，他看到了新法的不妥；当旧法复辟的时候，他又看到旧法的不足；他始终站在“人”的立场上，对具体的法度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于是新党、旧党都反感他，遂使他后半辈子一直颠沛流离。从表面上看，他的变化多端害了他。但有趣的是，他不同于那些顺风使舵的小人，而是始终逆风而动。他的变化多端，本质上是坚定不移；他的立场无常，本质上是初心不改。写于贬谪黄州期间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便体现了苏轼坚不可摧的意志。一个最擅长反思、变化、创新的人，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固执、保守，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苏轼让这样的奇迹不断发生，于是他把人生过成了一段无与伦比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