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志强的诗歌创作是一种“以诗为史”、“以史为诗”、相互求证、彼此打开的立体化写作。他的新作《二十四伎乐》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集由一个长诗和两个主题性长篇组诗构成。无论是《将军令》还是《风吹永陵》《二十四伎乐》，都凸显出诗人的历史想象力以及综合写作能力。
这些诗歌无疑都指向了历史时间的深处，带有回溯和叩访的性质，同时又是诗人的个体精神和思想能力深度参与的结果。诗人不仅阅读了大量历史典籍，而且通过两年多的田野考察获得了更为直观的“物证”和真切感受，后者显然更为重要。这样紧密关涉“史”的诗歌方式需要诗人具备大量的历史知识储备，更为关键的是，诗人要具备深刻的思想能力和对话能力。由此，在历史与当下的精神共振中，诗歌才能发出更为有力和长久的回响。
彭志强的这些诗不只是再现和复活了一段历史，而且在个人情感、智性和想象力的深度参与之后，经过过滤、重构、提升甚至变形，生成了语言化、修辞化和想象化的历史空间。这样的历史碎片和个人意志相互发现的打开方式和诗歌话语方式无疑是综合的、有机的和立体的，体现出光影交织、虚实相间、背景宏阔、意象丰富的特点。这样的诗既有坚实的骨架，又有丰盈的肌质，既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又充盈着诗人个体生命的体温，乃至诗性和哲思的深切观照。
也许，彭志强的雄心正在于做一个史家中的诗人和诗人中的史家。历史具有了诗性更富有意味，这既是阅读和考察，也是凝视和对话。
在诗歌体式上，彭志强也有着自觉的追求。长诗《将军令》以及由16首组诗构成的《风吹永陵》都采用双行体的诗歌样式，形式感突出、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在一个愈益碎片化而无限强调个人化写作的语境中，诗人的风格和诗歌的特质反而被消解了，而长诗作为一种整体性写作会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因此，长诗是摆脱碎片化的一个有效途径，从这一点上看，彭志强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
一切景语皆情语，物象正是心象。彭志强的诗既是历史的，又是诗性的，时空阔大而又直抵当下和世事人心。
他诗中有一句话：“风吹豹子脸上的皱纹。”豹子和风，构成了诗人与历史、生命和时间互动的隐喻，是其诗歌追求的象征。彭志强正在自己的诗歌道路上前进着。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