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瀛璐
天宝五载（746）除夕，咸阳一家兼具赌场业务的客舍里，南来北往的旅客们聚在一起守岁，吆五喝六此起彼伏。赌桌上一人光着胳膊脱了鞋，紧盯着开牌，激动地喊着“五白”“五白”。刚到的客人拍拍他，兄弟，今晚手气怎么样？这个操着河南口音的中年人笑着摇摇头，运气不好，“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并自我介绍，你好，我是杜甫。
这个放肆张狂的赌徒，一定不是你心中那个怜动苍生的诗人。与“快意八九年”的壮游生活挥手告别，杜甫选择“西归到咸阳”，此前的潇洒人生就记在他作于途中的《今夕行》里。这次西行，杜甫是来找工作的。如果他需要一份简历做敲门砖，那大概会写着——杜甫，男，35岁，已婚，文化水平：“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政治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简历里没写的是，早在开元二十三年（735），24岁的杜甫就参加了巩县的乡贡，隔年（736）在洛阳考进士落第。但显然这次失败并没有在诗人内心掀起多大波澜，毕竟“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很快就兴致勃勃投入到漫游齐赵中去了。
杜甫进士落第的那一年，李林甫获得唐玄宗的信任，排挤张九龄，开启了波云诡谲的相唐生涯。杜甫来到长安这一年，李林甫又以莫须有的罪名，直接或间接地对李邕、韦坚、李适之等人进行政治迫害，三人分别亡于杖毙、赐死、服毒，朝野震惊。表面上，开元治世留给长安的盛景犹在，但实际上，天宝专权笼罩下的暗流正在加速涌动。与李白相见恨晚的余温仍在，胸中万卷致君尧舜的热忱正盛，也许是父亲杜闲的离世使得荫庇日薄，三十好几成家未立业的危机感逼仄下，天宝五载（746），杜甫来到长安成为一名“京漂”。
初到长安，杜甫还抱着“平交王侯”、蓄势待发之心，没事就去京城上流处走动，建立了一些关系，想在日后“好风借力”。社交成为他这一年来的生活主题，临晋公主驸马、杜甫好友郑虔侄子郑潜曜，唐玄宗长兄之子汝阳王李琎，都是他的圈中好友。从“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郑驸马宅宴洞中》），他看到了长安的瑰丽、上层生活的奢华；也不忘极尽夸赞权贵，话里话外希望得到援引，“鸿宝宁全秘，丹梯庶可凌。淮王门有客，终不愧孙登。”（《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那著名的《饮中八仙歌》也被推测写于此时，因为很快，他的这种潇洒意气就要被一个巨大的谎言无情逼退。
很难说杜甫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消息才决定前往京城。就在他到达的一年后，天宝六载（747）正月，唐玄宗下诏，“欲广求天下之士， 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这看起来像是一场专门为杜甫准备的“制举”。
《新唐书·选举志》中所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召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唐代科举考试有常科和制举两类，常科每年定期举行，选拔秀才、明经、进士等等。制举是由皇帝单独下诏，临时举行的不定期考试，针对的是有特长的考生。代有沿袭，科目不一。大唐盛世，文化开明，制举成为吸纳人才的重要渠道。根据徐松《登科记考》所载，唐玄宗开元年间一共举行制举试12次、天宝时6次，正好，开元的时长是天宝的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