夔龙盘
四神瓦大村西崖本人也曾披露，为编著这本书，十余年来披览各种文献四五千卷，收集观览实物拓片无数，仅造像碑铭等就多达一千五六百种。
1921年后，大村西崖先后五次来华实地考察或进行学术交流。1921年10月至翌年1月，大村西崖首次来华，开展书画美术调查和交流活动。北自沈阳，南到上海，中途历访北京、天津、苏州、杭州等地，除与各地书画家等交流之外，主要就是造访收藏名家（如金城、关冕钧、完颜景贤、陈宝琛、袁玉生、张致和、廉泉、庞莱臣、蒋汝藻等），观摩并拍摄古书画，仅拍摄回去的名画就多达八百件。回国后经整理，这些中国名画照片先后于东京、大阪、金泽等地展出，极大地丰富了日本人士对中国绘画的鉴赏和认识。
1923年第二次来华时，与吴昌硕、王一亭等发起创设中日美术俱乐部（西湖有美书画社），还曾编刊《禹域今画录》，将数十位中国近代画家及其创作介绍给日本读者。1924年末至翌年初第四次来华时，还应邀于北京大学做了“风俗史研究与古美术之关系”的讲演。1926年第五次也是生前最后一次来华，主要目的是前往江苏吴县甪直镇保圣寺，实地调查罗汉塑像。当他从天津南开大学秘书陈彬龢来信中，得知该寺院尚残存唐代雕刻名匠杨惠之遗作后，兴奋不已，当即决定前往调查。后撰写出版了线装本《吴郡奇迹——塑壁残影》（1926）一书，内收其调查经过、研究心得，以及当时拍摄的一些大型图片。这些文字及图片，今天看来，尤为珍贵。因为保圣寺在其调查后不久，即遭火灾焚毁。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对此也曾有言及：
“宋塑壁遗物以正定龙兴寺为重要，甪直杨惠之壁已毁，幸得大村摄影以存。”
敦煌千佛岩佛洞无论在赴华调查或学术交流方面，还是在著述方面，都处于旺盛期的大村西崖，不料竟身患肺癌，于1927年3月8日离世。后来其嗣子辑录其生前诗稿出版之际，罗振玉特赋诗以赠。
“洛下初相见（东邦称西京曰洛阳），于今十八年。同倾蓬岛酒，晚踏蓟门烟（在京都时君约饮圆山公园，君晚岁游禹域复相见于津沽）。翠墨千通集（君编佛教美术雕塑史，从予假六朝以降造像记千余通），新书万口传（所著密教发达志一时纸贵）。风徽犹未沫，插架有遗编。”简短的几行诗句，却充溢着对故人的钦慕。
这本书对当时及其后的学界的确影响甚大。梁思成于1929至1930年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时，就曾参考过此书，后来根据其授课记录整理而成的《中国雕塑史》提纲，也有提及。因为当时，梁先生尚未亲历云冈、龙门、天龙山等地做实地考察，其雕塑知识或研究心得大多得益于大村西崖、喜龙仁等学者的著述，以及欧美博物馆所藏实物。
灵岩外崖大佛其在开篇所言颇能代表当时中国学者所处的环境及心境：
“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鲜有提及；画谱画录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详。欲周游国内，遍访名迹，则兵匪满地，行路艰难。故在今日欲从事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匪浅易。幸而——抑不幸——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Edouard Chavannes），瑞典之喜龙仁（Osvald Siren）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
也许正因为梁先生较早言及这些海外学者及其著述，我国学界至今仍将大村西崖的《中国雕塑史》和常盘大定、关野贞合著《中国文化史迹》，以及沙畹《华北考古记》、喜龙仁《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1925）看作是中国古代雕塑美术的“四大名著”。尤其是大村西崖的这部著作，从研究著述角度来讲，堪称最早的中国雕塑史专著。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梭柏（Alexander Coburn Soper）早期研究中国佛教美术时，也曾将大村西崖这本书奉为指南，且大量节译成英文，纳入自己的著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