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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见满洲一词，平常人的第一判断会将其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来理解，而不是一个民族，因为“洲”字指代水中陆地，而且清代以后的典籍与近代史上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们也常用汉文的“满洲”一词指代地理区域，只是范围有所不同，似乎也印证了“满洲”自古作为地理概念而存在的说法。
作为地理区域的“满洲”
然而，引用历史读者务必谨记在心的一句话：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如果回到当时的情境下，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满清王室，抑或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运用“满洲”一词时都总带有目的性。前者可能是为印证满清“得国之正”，这是封建王朝的通行做法；而后者可能是为分化中国，其讹用的错误之浅薄与用心之险恶，足以让今天的我们保持警惕心理。因此只有综合对比、追根溯源地运用史料，我们才能较为全面地认识“满洲”的概念。
下面就来看一看，对于“满洲”一词的源流，现代中国历史学者们的两种解读：
第一种，是傅斯年于20世纪30年代在与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合著的《东北史纲》卷首提出的观点，即满洲是部族而非地名，汉字的满洲一词是对“建州”的讹用，以抹杀与明代的渊源，绝非番僧赠与的“曼珠”雅号演变而来。
第二种，是20世纪末由历史学者提出的，满洲即明代建州首领“李满住”的满语读音Manju的汉语音译，而“满住”又是对女真人大酋长的尊称与通称。
无论哪种观点，基本都否定了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的《满洲源流考》“天男乘舠顺流下,至河,步登岸。……众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迎至家。三姓者议推为国主，以女百里妻之，奉为贝勒，其乱，乃定遂居长白山东鄂多理城，国号满洲”的说法。因此笔者查阅百度百科“满洲”词条时看到此种观点赫然成为唯一，不免感到草率。
事实上，乾隆皇帝自己都在《满洲源流考》的另一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即在古代肃慎系部族中，有一处名叫“珠申”，后来改成“满珠”，再后汉字相传，讹为“满洲”。可见乾隆皇帝自己都未曾对“满洲”的源流下过定论。
傅斯年先生更是在考察成本于《满洲源流考》之前的、可追溯至康熙年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可追溯至雍正年间的《大义觉迷录》的基础上，做出了清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时已称满洲，而彼时通称金国汗，西藏献丹书时不可能尊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的判断，进一步印证了《满洲源流考》的美化和虚假色彩。
那么康熙年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到雍正年间的《大义觉迷录》再到乾隆年间的《满洲源流考》为何观点如此不同？可以考虑康熙末年兴起的“得国之正”之辩的影响。当时曾静、张熙受吕留良华夷之辨的影响，不满夷狄皇帝统治，因此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结果失败被捕，此案的上谕和口供成书就是《大义觉迷录》。雍正皇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在其中说了三个道理：
一、不管是华是夷，惟有德者能为天下之君。
二、大清之得天下，并非篡夺，是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
三、明末政治昏乱，清朝政治仁厚，所以清朝有理由取代明朝。
可见至少从雍正开始，就在极力论证以清代明的合法性，那么论证“满洲”先于“建州”也就顺理成章了，不然在法统上满族领袖就无法与大明皇帝平起平坐，进而取代明朝就带有了“以下犯上”的意味。而“建州”一词又源远流长，并且被民间神话所吸收，无法轻易否认，所以混淆满洲和建州，甚至说建州是满洲的讹传也就顺理成章了。
努尔哈赤作为主角的传说“乌鸦救主”
而在傅斯年先生之后，现代历史学者凭借更丰富的史料，提出“满洲”是由女真部族对大酋长的尊称“满住”演化而来，是本民族语言的产物，而且在皇太极之前的努尔哈赤时期，“满洲”就已经被建州和周边各部、乃至蒙古和朝鲜所承认，在史籍中多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