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朝相比，宋朝的住房管制法律变得较为松散，宋朝官员的住所建筑装饰增多了，唐宋两朝更迭之际，住房上的一些特权似乎下放到了低级官员和平民手中，宋代官员可以采用在唐朝皇家贵族专属的特定装饰图腾，平民可以建造比以前更大的住所。但是，宋代的房管法制更近一步严格规定了官员和平民之间住房的阶层差别，主厅堂仍是居所主人其社会阶层的具体象征。一条名为 “臣庶室屋制度” 的法律，从文字上通过对于各种住屋的不同释意，如 “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 。
另一方面，主厅堂是个社交性陈列的地方，家族和个人的荣誉及骄傲就在这个空间中具体展示出来。举例来说，作品丰富的爱国诗人陆游 ( 1125 ~ 1210) 曾描绘了北宋另一位宰相蔡 ( 1047 ~ 1126) 的太师府邸:“蔡京赐第有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意思是高耸宽敞的大堂形成的在空间上的优势一向属于上层阶级，其高贵的社会地位，俯视百姓如同蚂蚁。经由此番空间上的强调从而被进一步地认可及强化社会阶层的差别，也体现了宋朝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制。
在宋朝，主厅堂持续地对住民施加影响力，主厅堂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主体，在人、时、地上决定着家庭成员的行动。北宋学者及史学家司马光 (1019 ~ 1086)在其著作《书仪》中巨细靡遗地阐述了所有传统居室礼仪，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导着屋宇格局的主厅堂，在此地所有不端行径是遭到禁止的。主厅堂之后即是屋的后室———私密领域，主厅堂前方属前屋———公共领域。
此界域划分从而提供了一个空间上的参照点，其服务和支持儒家机制对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与行为的影响和支配。司马光这一著述也是因为宋朝社会在许多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和随之而来的建屋热潮，导致大量商混住宅及违章建筑泛滥，妇女逐渐在公共场所露面甚至直接参与商业交易，这些现象非常可能促使司马光着墨于家庭礼节，其正旨是要将理想儒家社会从萎靡的边缘拯救回来。
2、“亭”的社会性功能的变化和发展
关于亭建筑，学术上多有争议的说法是，亭源自战国时代的防御建置，之后到了汉代成为地方行政机制和场所。在三国到魏晋南北朝这一中国历史上特殊的纷扰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亭作为行政机关的社会角色逐渐削弱。然而民间沿着交通要道设置亭为驿点的惯例由此广为流传。与此同时，亭也见于许多园林的发展里，特别自宋之后，私家园林大量出现，亭建筑在社会实践与意涵上的转变与中国历史上园林的发展结合到了一起。
文人借助诗词书画含蓄地表达政治异议的风气萌发于宋朝，大量诗歌、绘画作品对于私家园林的记述，彰显出创作中的个人性诉求。这个时候亭并非只是个为了舒缓疲倦的身心而建的庇护所，它能让人欣赏自然与休憩，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是文人表达自身政治、思想、个性诉求的一个地方。举例而言，中国文学历史上最多被提到的建筑——沧浪亭，其为中国文人如何通过建筑与文学两者建构自我和社会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可靠证据。
沧浪亭的历史与它最初的创作者暨作者苏舜钦 ( 1008 ~ 1048) ，密不可分。苏舜钦是北宋极具天赋的诗人，也是政治改革的积极倡者，曾官拜数职，贬抑前任职于监进奏院。因其政治异议而遭侵占公款指控被谪。之后，他于1045年旅居南方，在苏州找到并买下一片梦土，造了一座亭子，题为 “沧浪” 。
除此之外，援引宇文所安 ( Stephen Owen) 所说的话，伴随有文学创作的自我表述 ( 建亭和赋诗) 是一种抗衡朝廷统治权力的社会行为——向无处不在的君主统治索取一个私有领域。北宋博学文人张天骥无意仕途，前往云龙山（江苏徐州) 成为一个道家隐士，他于1078 年盖了座亭子，并养了两只鹤与之同乐。身为张的好友，大文人苏轼遭贬至徐州任官时是这座亭子的常客。在美景与张的隐居之乐交织下，感于自己宦海浮沉的苏轼写下了《放鹤亭记》，为此亭和云龙山留名传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