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记载的情况来分析，成吉思汗不光对幼弟铁木哥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政治权力上也是竭尽所能地抬高他的身份，甚至一度到了，将铁木哥子嗣的政治地位都置于自己子嗣之上，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对铁木哥的偏爱。
然而，成吉思汗无论再怎么喜爱他的这个幼弟，归根到底是属于私人感情的范畴，而政治这个东西却是非常残酷冷血的存在。
他最大的败笔就在于将感情与政治混为一团，尤其是他将铁木哥的政治地位远远置于诸王之上，甚至诸子之上，这就造成了铁木哥在政治上享有有很大的“话语权”。
而当时由成吉思汗统率的15万蒙古精锐远征西域和东欧大草原，足迹踏遍欧亚大陆，灭亡的国家更是难以计数，因此，从整体来看，蒙古大军可谓势如破竹。
可古语有云“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在长达三年的西征之战中，成吉思汗不光远离了蒙古的政治心脏漠北，而且自身兵力损失也损失不小，尽管蒙古骑兵具有很强的远程奔袭作战能力，但跨洲际的大范围作战也着实给蒙古骑兵造成了大量的非战斗性减员和消耗。
因此，成吉思汗如果继续南下印度追击扎兰丁，相信拿下印度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尽管印度湿热难耐，生活于亚寒带地区的蒙古人短暂时间内难以适应，但并非不能克服。
相比较政治权力的争夺，印度特有的酷暑炎热的热带季风气候、战力雄劲的象军部队等问题，摆在成吉思汗的面前都不是太大的事儿，最大的隐患就在于成吉思汗长期的异域征战，远离了漠北这个政治中心，毕竟，漠北在当时还是蒙古帝国的心脏地带，失去漠北的统治权，对成吉思汗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相信他的心里有着清醒的认识。
只不过当时成吉思汗尚未意识到这点，当他们率军追击扎兰丁抵达印度河畔时，打算趁势将拿下印度，心思细腻的耶律楚材察觉出了这个隐患，于是趁着“神兽”出现的机会巧妙地向成吉思汗谏言回撤。
那么，成吉思汗是不是因为见到了“神兽”而信奉迷信天命所以才率军回撤的呢？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太低估成吉思汗作为一名出色政治家的基本素质了。
铁木真的“成吉思汗”这个尊号是蒙古帝国的“通天巫”阔阔出所赐，蒙古人信仰他们的原始宗教萨满教，而“通天巫”作为萨满教中“神的使者”，具有能够联系长生天与人间的“神力”。
在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之前，“通天巫”在蒙古各部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即便是实现了大一统后的漠北，“通天巫”阔阔出也有着非凡的群众基础，甚至到了后来随着蒙古的统一，阔阔出开始挑战起了成吉思汗的权力。
面对挑战权力、极具影响力的“神的使者”，成吉思汗毫不犹豫地将其处死，从这点来分析，足见成吉思汗不是一个虔诚的信神之人，一个连本民族最高级别的“神棍”都敢杀，出现于异域的“神兽”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按理说，即便是“监国”。成吉思汗也应当将“监国”的重托交付给幼子托雷，而非其弟铁木哥，且铁木哥的政治地位在当时的蒙古帝国之中，远超各路诸王，一旦铁木哥趁着成吉思汗西征作乱，几乎很难有人阻挡得了。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元太宗窝阔台驾崩后，铁木哥就有了造反的企图，根据《新元史·卷一百五·列传第二》记载：“（窝阔台）太宗崩，乃马真皇后临朝称制，斡赤斤引兵至和林，人心震骇。”
从这段史料的记载就可以看出，若非铁木哥没有篡位夺权的野心，为何无诏带兵进京？因此，耶律楚材和成吉思汗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故此，综上所述，成吉思汗之所以放弃将印度并入蒙古帝国，而连忙率军赶回漠北，最大的原因是担心后方不稳，成吉思汗把对幼弟铁木哥的偏爱与政治混为了一团，最终酿成了蒙古帝国初期畸形的政治格局，这也造就了他遗恨失印度的终身抱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