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如何在公共聚餐时，既符合中国传统的共食习惯，又能卫生、健康，是公共卫生部门、医学专家和民众都关注的焦点问题。提倡使用“公筷”和推行“分餐制”，正在成为公共餐饮时的礼仪和新时尚。翻阅史料，发现浙江省在20世纪20-30年代曾推行过“卫生筷”运动，所提倡的“卫生筷”和“分餐制”，成为当时解决公共用餐卫生问题的先进理念与有效路径。但是，这一场运动最后却不了了之，其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美国人葛烈腾（Edward H. Clayton,1889-1946）1912年抵达中国，除在湖北和江苏短暂学习语言外，长期生活在浙江，其中1923-1942年间一直生活在杭州，是杭州蕙兰中学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葛烈腾一家被日军驱逐出杭州，与其他外侨一起，历经7个月艰难航行，返回美国。他于1944年出版了个人回忆录《人间世》（Heaven Below，中译本见蕙兰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在书中，他留下诸多有关浙江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公共卫生恶习和流行性疾病问题，并介绍了杭州推行的“卫生筷”运动。
在武汉和南京学习中文后，葛烈腾和他的家人来到浙江湖州。没多久，他就被当地民众时刻处于饮食污染的日常生活所震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湖州，人们必须依靠运河获取大量水源——这一直是危险的源头。我存有一张拍摄于轮船码头的照片。照片里，一个女人正在洗鱼，旁边放着一篮大米和一篮婴儿的衣服。与此同时，运河的另一边，一个男人正在清洗马桶，而另一个人正从运河里打水作为厨房用水。”这样的运河生活场景，在中国人看来司空见惯，早就习以为常。但在刚到中国不久的西方人看来，“这意味着，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疾病——痢疾、疟疾、多种肠道寄生虫、钩虫和一些皮肤病等儿童疾病。”葛烈腾继续写道，“所有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在上街贩卖之前都不断地用运河里的水冲洗，而那些水满是污水、粪便和各种各样的垃圾。”葛烈腾的结论是，“卫生设备的缺乏和随处可见的不卫生导致了身体上的疾病。”
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中国的生活条件使抚养孩子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解决饮食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请中国厨师和佣人。但是，“医院的记录和检查显示，在中国寻找没有疾病的佣人是极其困难的，人们不知道要对病人进行隔离或检疫。”葛烈腾夫人虽然“尽可能多地选择亲自照顾”孩子，但是“要让孩子们远离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几乎一致在接触这些传染病”。葛烈腾观察到，“事实上，一个人的病情越重，在他房间里探望的人就越多，病情毫无考虑传染性。学校里的孩子对我们的孩子总是很感兴趣，他们不断地赠送在运河里浸泡过的甘蔗，并且用脏手去皮，还在卫生最差的条件下做糖果和点心。”由于孩子们特别喜欢吃中国菜，葛烈腾也只好聘请中国厨师。但是食用中国菜会造成更多的公共卫生问题。
葛烈腾说：“要想完全体会到中国菜的真正味道，就要使用碗、筷子，并且遵照中国的习惯——在中国的餐桌礼仪中，食物被洒在桌子上，父母不会加以制止和干涉。”中国的厨师总是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或者他们的先辈，从来没有用过哪怕是最简陋的家务设施。因此，在他们看来，虽然他们的筷子时常浸在水里，时擦时不擦，很难保持干净，但也没必要用外国的打蛋器来替代。葛烈腾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我的厨师把一枚银币掉进了蓄水池里，那是我们唯一的水源，而且蓄水池并不大。他很自然地脱去衣服，跳进了水里。为什么不呢？反正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把水烧开。当他随意从扫帚上撅一根稻草插进面包查看面包是否做好时，要知道，面包倒在炉子前的地板上要比放在桌子上方便得多了。”葛烈腾夫妇努力灌输将卫生和健康知识灌输给佣人们，但迎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那就是把准备食物的工作从浴室和厕所分离开来。”但是，葛烈腾夫妇从未赢过，“在他们的认知和操作中，从没有这种分离。”
葛烈腾在与家里的佣人就卫生和健康作斗争而不赢中，不由想起杭州城在20世纪20年代发动过的一场清洁运动。他对这场他称为“卫生筷运动”的公共卫生运动赞誉良多。他说：十年前，中国人开始了一场运动——为每个人提供两双筷子，一双用来从公共的碗里夹菜，另一双用来自己吃饭。在杭州，这种清洁卫生的筷子被成为“卫生筷”。但是，十分遗憾，“它们总是被混在一起，很快，第二双就不用了，现在人们很少见到它们了。”不使用“卫生筷”是极不健康的。葛烈腾继而写道，“我曾在一个宴会上与三名传染病人一起吃饭。我们在同一个盘子里夹菜，再把筷子放进嘴里。你不愿意这样做？也许的确不愿意，但如果你仍然想留在中国工作的话，你就得这么做。”在葛烈腾生活的时代，民众的公共卫生和健康观念淡薄，病从口入，流行性疾病从未间断，痢疾、疟疾，甚至霍乱，时有发生。葛烈腾期望城市公共卫生部门能够倡导重新使用“卫生筷”，让公众树立最基本的卫生与健康常识。但在实际上，“卫生筷”在强大的习惯面前非常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