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寮的长官是太史，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既是朝内文官的领袖，又掌握着神权，仅次于卿事寮，成为周王朝的第三号人物。
中国历史上君权、相权（军权）、神权三权相鼎的格局由此打开。
光加强中央集权，对中央政府来说还远远不够，周在商的基础上还完善了宗法制度。
这个宗法制度将各宗族分成大宗和小宗。
周王自称天子（上天之子的由来），他就是天下的大宗。他的儿子除嫡长子外（王位继承人）其他的被封为诸侯，显然，在周天子面前，他们是小宗，但在自己的封地上他们又是大宗。依此类推，诸候留下嫡长子，又封其他的儿子为卿大夫，在诸候面前卿大夫又是小宗，但在自己受封的采邑内，又变成了大宗。
这样一来，周天子以下，国家的领土大部被分封，包括每一块土地都烙上了人名的记号，从底层起，一直累积到镐京，象一座巨形的金字塔，各路诸候成为了社会的重要基石，周天子站在塔尖号令天下。
关于分封还要补充一点：大宗对小宗及家族人员拥有绝对的统治权，甚至掌握生死享有政治权利，不容挑战，在此基础上，后续各王朝逐步对宗法制度加以改进，保留诸候，派生出藩王，与封疆大吏相互制衡和掣肘，但世袭罔替仍不失为其中最大特点。
奴隶社会的“法”看似残酷，相对来说礼乐制度更高明，与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据记载，周王朝（主要是西周）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士甲两顶或一顶。个人猜想“一言九鼎〞这个成语也许出自武王姬发，至少与这种礼制有着紧密的联系。“礼”的规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不光光是约定俗成，而是用教条罗列成实实在在的条款，建立了森严的等级制度，成为统治人民、巩固贵族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接着上面的九鼎：天子第一鼎盛牛，称为“太牢”，以下盛羊、豕、鱼、脂、肠胃、鲜腊；诸候用七鼎：也称“大牢”，就少鲜肉、鲜腊二味；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盛羊、豕、鱼、腊、肤；士用一鼎只盛豕。
表面上看，这样的礼制看似没有意义，实际却包含着重大的含义。宗法制度奠定了周天子的绝对权威，成了稳定国家的基石。
之前，周天子的舞用称“八佾〞也即是横列八人，纵队八人，组成一个庞大的歌舞团体，共64人，称“八佾舞于庭”；诸侯六佾，36人；卿大夫四佾，即16人；甲与士有二佾，只有四人。《公羊传》何休注，皆说，诸候六佾，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佾，四四十六人，士二佾，二二为四人。
由于篇幅问题，其它礼制不再一一列举，但通过礼的节制确立了统治阶级和贵族的权威，像驱赶的马牛车在各自的道路上往来穿逡，不相干扰，成功的把这一制度推向顶端，达到高潮。
只是到了春秋时期，卿大夫向国君发起挑战，不但僭用诸侯的礼制，甚至效访天子，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崩坏”。
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个人坚信，历史的浪潮终会向前。
中国历史上青铜器的铸造历经夏、商、周三朝，经历约一千六百年，在周朝达到极致，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成为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享誉全世界，也是对以上王朝其存在的有力佐证。
而周朝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礼乐代表那个时期的最高水平，后经发展，还包括烹炊、食、酒、水器等日常器具。
玉器在周王朝也琳琅满目。因为玉自古以来就是贵族的佩戴物，它是身份的向征，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又因为谦谦君子有七德、九德、十一德之说，贵族往往又用它来陪葬。考古发现，河南南阳浙川春秋楚墓出土玉器达三千件，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玉佩设计精美，做工精巧，玉文化由此延展，传遍中华大地。
无独有偶，周朝的书法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何尊铭文及石鼓文掀起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个高潮。其中的盟书、简册，无论用丹书或朱书，字体别具风格，如候马盟书，像刀锋深刻，力道苍穹，线条优美，下笔完笔象蚕的头部，亦称“蝌蚪书”，开了玺印文字的创举，为后世一展风仪，并予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