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定出来后，他以身作则，带头守法，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在行政伦理品德养成的外部机制上，唐太宗注重人才和教育的重要地位。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对于人才他不仅善用，而且信任，对于官员的合理建议，他都会采纳。虚心纳谏，聆听忠告，乐于规劝，这是“贞观之治”在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唐太宗求谏时态度诚恳，方法多样。对的，则加以褒奖；错的，也不以委罪。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纷纭复杂的各种意见，他判明是非，分清曲直，择其善者而从之，令其不善者而改之。知人以心，信人以贤，用人以才，待人以礼，广罗天下各种人才。
他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官员进行教育，要求所有官员工作第一，享乐第二，反对奢侈，杜绝贿赂，尽一切可能减轻人民负担，并带头示范，所以唐太宗和他统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一般都能节制开销，收敛私欲，精简机构，减少赋役。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行政伦理品德养成的内部机制上，唐太宗则通过责任认同机制、习惯养成机制、良心调控机制和伦理修养机制几个方面加强对官员的教育。他通过责任机制和他的信任，使官员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从而对工作产生无限的热爱，把外在的客观责任内化为主观责任；当所有人都对责任认同时，就产生了一种文化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责任认同被干百次的重复后，就成为了习惯，廉洁、公正、勤政变成了自然的事情。
在这样的氛围里，贪污腐败就不正常了，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在心里有了行政良心，会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始终引导自己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当遇到矛盾和选择时，唐太宗苦心营造的良心调控机制就会起作用，这个机制是社会舆论和法律所不可比拟的，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是内部与外在的高度统一。唐太宗自我反省，这是他倡导伦理修养机制，他希望通过的他的示范作用，让文武百官都能够经常自我反思，自我完善自身的行政伦理人格，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
结语：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唐太宗也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能做到“政启开元”，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唐太宗及其政府正确的领导，从制度制订、机构设置、人才培养到执政为民、修身养性等各方面都能够遵循行政伦理的规律，他们的行为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物质条件、经济结构、社会文化、人民意愿相符合，能够超脱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因被封建专制的权利所腐化，能够做到现代人还津津乐道的为民、务实、清廉，唐太宗的虚心、宽容、自省、廉政、勤政和他的团队的正直、公正、自律开创了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