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刘整被任命为南京路宣抚使，借朝觐之机，向忽必烈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
起初，刘整进言受到一些大臣廷议的反对，刘整再次进言:“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
于是，忽必烈采纳了刘整建议，主攻襄樊的决策，任命阿术为蒙古军都元帅，刘整为汉军都元帅。
刘整是一个军事奇才，不仅骁勇善战，对水军的熟悉和对南宋防御的虚实了如指掌，并且与南宋方面的统帅、京湖安抚制置屯田大使吕文德是仇敌，所以誓与吕文德决战。
刘整向阿术建言，采取一边筑城围襄樊，一边造船训练水军。
筑城围困襄樊，始于鹿门山筑土墙。按照刘整的计划，元朝方面抓住吕文德贪图货利的弱点，遣使向吕文德贿以玉带，请求在樊城之外的鹿门山置榷场，吕文德果然同意。于是，蒙古军很快建起了外为土墙内有堡垒的鹿门堡，这是蒙古兵马在襄樊城外建起的第一个堡垒，很快又筑白河口堡，以断襄阳粮道。
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忽必烈又派史天泽与驸马忽剌出到襄樊前线经划后，修筑长围，始于万山，包围石丈、楚山，止于鹿门约十处城堡， “重营复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络无罅”，切断了宋军四面之援，孤立了襄樊。
三、为元朝创建水军
刘整是蒙古水军的创办者，造船练水军，造战舰五千艘，训练水军七万余人。
刘整每天负责水军的训练，还在汉水中流筑实心台，台上设置弩炮，台下放石围五个，用来遏制宋军的战船。
这两项举措，都是针对南宋军队善于扼守关隘和善于水战，全面压制了南宋的优势，决定了襄樊会战的主动权握在蒙古大军手里。
南宋方面却是内有误国之奸相贾似道，外无御敌之将帅，让与贾似道狼狈为奸的吕文德为帅。
吕文德虽然派其弟吕文焕为襄阳知府兼京西安抚副使，赴襄樊镇守。先是贪贿让蒙古军以建榷场为名筑起城堡，随后又不听其弟吕文焕增兵打击蒙古筑城的人马。
吕文德病死后，李庭芝任京湖制置大使督师进援襄樊，而吕文德的女婿、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根本不听李庭芝的节制，前后两次率舟师十万人沿汉水援救襄樊，都被击败，襄阳断援。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五月，李庭芝研究地形地理，得知襄阳西北有一条清泥河，于是，准备百余艘轻型战船，三舟联为一舫，只在中间的船上装载士卒，两边船上满载物资，重赏招募死士三千人，选派绝勇将领张顺、张贵率领，乘夏天汉水暴涨之机，前往襄阳运送守军所缺的盐布等物资，拼死冲破元军舰队封锁，张顺战死江中，张贵杀开一条血路进入襄阳。
随后，元军在汉水江面布列撒星桩，扩大封锁，令襄阳形势更加危机严峻。
七月七日，吕文焕派张贵突出重围，希望能与驻扎龙尾洲的范文虎部约期会合，内外夹攻元军，没料到范文虎已经撤离，张贵战败被杀。
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便施离间计，想造成忽必烈与元军主将的猜疑。
李庭芝深知，刘整被重用，待时机就要对襄樊发起总攻。于是，用金印牙符授予刘整汉军都元帅、卢龙军节度使，加封燕郡王，并信函，让永宁僧人带上，有意让永宁县令截获，驰报忽必烈。
忽必烈闻讯大惊，下令尚书省平章张易与亲信姚枢查问此案。恰在这时，刘整自襄阳军前回到京城，忽必烈审问此事，刘整解释说：“宋怒臣我画策攻襄阳，故设此以杀臣，臣实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