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驿传服务是一项国家基本国策，但是到了明朝晚期，开始逐渐紧缩。
明代驿传服务的紧缩，部分原因是另一项交通通信服务业——递铺也就是所谓的邮政的出现。为了加快传送紧急信函，元代设立急递铺，明朝推翻元朝之后，也沿用急递铺用来传送紧急的官方文书。
驿站网络分布稀疏，只在主要路线上开展服务，而且并非每个县城都有驿站；邮政服务则不同，它负担县城与县城之间的交流，每个县在县城设总铺。
沿着通向县城的主道，大致每隔10里设一铺，不过如果限于财力物力，它们的间距可以两三倍于此。一个小县运输体系的能力有限，也许只有三个铺，大县可以多于24个。最多的一个县，就是湖广的慈利，不下于41个铺分布在通向县外的三条道路上，在县城还设有总铺。
在明代中叶的几十年间，递铺适度增加，这也许是为驿传服务的逐步紧缩作出的调整。
如同驿传服务，文书也由士兵传递，征用的劳动力则维护和供应邮铺。铺的头头是一名低级官员，其头衔为铺司，当国家文书送到铺时，铺司负责接收，并检验件数和目的地，然后毫不迟延地传到下一个邮铺。
每10名铺司之上设一邮长，全县所有的铺及人员之上设一铺长。他被要求每月视察每个邮铺，以确保各铺能得到充分的供应和设备，并能有良好的维修。大部分铺有四名铺兵，他们来自世代从事邮务的家庭。铺兵长期服役，不分昼夜必须及时传送文书。
损坏、丢失、截留或阅读文书，或者使信封装文书的皮包受损，都属违法行为，应受惩处；如涉及军务方面的文书，惩处力度加大。
铺兵只负责传送政府文书。
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运送私人物品甚至国家货物，应受责打，并处以每人每天60文的罚款―《大明律》使用“雇工”一词，含蓄地表示此数是合理的运费。
急递铺专门用于铺与铺之间的文书接力传递，传送速度为每24小时300里(170公里)。由于要求铺兵传递的距离比信使短，他们如果不能按时送到，所受惩罚的力度更大。
延误三刻钟，要挨轻竹杖20下，以下每延误三刻钟加责一杖，最高的惩罚为50下。
这些惩罚暗示，铺兵可以接受持续达24小时的递送任务。
但是到了明朝的最后20年，明朝财政枯竭，资金不足使整个驿传制突然严重收缩。
从1629年起，全国关闭的驿站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一年可节省10万两的国库支出。这一削减，使驿传服务的负荷超过了原已十分紧张的能力，从而使明朝的行政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因为政府管理交通的人员严重不足，以致不可能承担任务，而被遣退的信使——像后来的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在他们服务过的官路上抢掠行人。
因此，许多晚明的地方官员只能依靠地方团练来控制驿站和道路，从而点燃了明朝最后几年的全国军事化的烈火。
顾炎武在清初回顾明末那段历史，发现明朝的驿传制很少有值得赞许的地方；顾炎武集中攻击了驿传制的衰落，以突出明代对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投资的普遍不足。
顾炎武详细评述了唐代设备完善的驿站；还评论道，相比之下，明代所建的驿站，实不过是为囚犯执笔。
在《日知录》的后面的文字中，他又哀叹明朝不能维护道路，不能在路边植树遮阳，不能造桥修码头。
顾炎武认为，扣发地方官员为维护这些重要设施所需的税金，明朝是在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