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宋代，经过百年的发展，朝廷水文监测设施变得更加完善，技术手段也更加先进。此时，除了沿用唐代“刻石记事”的方法来记录水文情况，宋廷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水位观测制度。比如，当时宋廷为监测太湖流域的水文情况，就于宣和二年（1120年）在吴江县长桥垂虹亭旁立起了“水则碑”（古代的水尺），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
其中“左水则碑”用于记录历年的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用于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
当时，宋廷就是根据立于吴江的水则碑，来判断太湖流域附近的是否会发生特大洪水。“水则碑”碑文书：
“一则，水在此高低田俱无恙；二则，水在此极低田淹；三则，水在此稍低田淹；四则，水在此下中田淹；五则，水在此上中田淹；六则，水在此稍高田淹；七则，水在此极高田俱淹。”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即于本则刻曰：某年水至此”
当水位还是处于一划处时，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有受灾的威胁；快到两划时，极低田地就有受灾的危险；快到
时，低田就有受灾的危险；快到
时，下中田就有受灾的危险；快到
时，上中田就有受灾的危险；快到
时，高田就有受灾的危险；快到七划时，极高的田地就会有受灾的威胁
。如若有一年洪水位特别高，都超出七划，则就会在在水则碑刻上：“该年水至此”。
此后，宋廷就会根据江河水在水则碑的变化来进行相应的抗洪准备，快要到哪个刻度，就进行哪方面的预防。
其次，在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洪水监测系统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预警系统，就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知晓洪水即将到来的情况。对于这点，只能说古人真的很聪明，虽然他们的科技很落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快速的获得各地的汛情信息。
古代的洪水预报方法，要远比我们想的要多。
我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报汛制度”。自秦朝开始，朝廷就要求地方政府在汛期，要定时向中央朝廷汇报所辖地区的水量变化，《秦律田律》载：
“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
，即在庄稼生长期时，地方官就要定时向朝廷汇报所辖地区的河流水文变化。至宋代，随着“报汛制度”趋于完备，此时朝廷规定在整个汛期，地方主官必须坚守岗位，需随时报汛。而位于黄河、汴河等河流两岸的地方主官，更需兼任本地的“河堤使”，需常驻防洪堤，一旦有变，就需立刻向朝廷汇报。如若发生汛情，并造成重大损失的，而在此前，地方官员却没有上报中央朝廷的，则该官员最高会被判处死刑。
而为了让地方政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汛情告知中央政府，历代都会在各地设置报汛驿站，由此发出的信息，被称为“水报”，“水报”的重要性与战时的“兵报”一般无二，一旦发出，各地需全力配合，不得有半点的懈怠，刻意阻拦者将被严惩。
至于“水报”的投递方式，则根据汛情的发展情况，及所处的位置来进行决定。首先，如若汛情不是很紧急，强度不是很大，则会利用“羊报”来进行汛期的传递。所谓“羊报”，就是由送信人乘着充气羊皮筏，顺流而下，然后在途中将刻有水位信息的水签，扔到河中。之后，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就会在缓流处收集这种水签，就这样一段一段的直至传到京师中。此外，在传至京师途中，各地在接到这个水签后，其地方官也可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
其次，如若汛期很紧急，随时会造成更大危害时，则就会利用“马报”来进行汛情的传递。所谓“马报” ，就是送信人乘快马报汛，当时为了让汛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让中央朝廷所知，朝廷就在沿河县份备足能日行百里的良马，方便送信人的骑乘。此后，一旦出现河水陡涨，送信人就会骑着快马，带着写有水文信息的黄绢急送京师，中间不会停歇，一到驿站，换个送信人就继续走，站站相传，直至京师。同时，送信途中，送信人还会通知下游地区的官府，让他们加紧加固堤防、疏散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