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是，在征求意见稿中，人们印象中长期濒危的藏羚、藏野驴等物种拟降为二级。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打击盗猎取得显著成效，藏羚种群明显恢复，藏野驴、蟒等物种都有类似情况。”张伟说，这些物种退出濒危“明星”动物之列，是基于科学评估的结论，是保护工作成效的体现，也给保护工作带来成就感和继续前行的信心。
物种保护等级降级会不会导致保护成果功亏一篑？也有专家有这样的担忧。“藏羚、藏野驴等物种，经过艰苦努力，种群得到恢复。一旦保护等级降为二级，破坏物种违法成本降低，有可能导致盗猎行为反弹，威胁物种生存。”时坤表示。
当然，没进《名录》并不意味着物种完全得不到保障。“旗舰物种，比如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是地区生态保护的代表物种，保护它的生境，关系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张伟说，旗舰物种纳入重点保护范围，受益的不仅是这一个物种，而是一整个生态系统。
张伟表示，栖息地缩小和质量下降是很多野生动物共同面临的生存威胁。国家和地方基于各种保护目标，在全国各地设立自然保护区，惠益在同一地区同一生境下分布的其它物种。“设立保护区，可以落实对未列入《名录》的一些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
此外，野生动物保护法还规定了地方重点保护名录和“三有”(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对一些受威胁状况不太严重的物种，实施分级分地保护，结合划定禁猎区、禁猎期，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保护这些动物的生息繁衍。”张伟说。
应构建合理的《名录》进出机制；提高社会认知，避免因为不了解《名录》、不熟悉法律而违法犯罪
《名录》征求意见出炉后，不少专家和保护组织提出反馈意见。
有专家表示，2015年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是目前《名录》调整的主要参照，但红色名录对相关物种的评估已经过5年，物种的受威胁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因此影响《名录》调整的准确性。评估中没有海洋鱼类，我国多数海洋鱼类资源情况不清楚，且海洋保护区面积比较小，导致整个海洋保护进程延迟，不利于这些濒危和极度濒危海洋鱼类的保护。
随着野生动物调查和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未来还有更多濒危物种出现。环保民间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专家认为，对于新发现和报道的物种，由于多为种群数量较小、分布区局限且脆弱的狭域分布种，如果没有列入《名录》，建议以二级或以上级别进行保护，待《名录》更新时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每五年根据评估情况进行调整。张伟建议，加大科研投入，加大物种资源调查监测力度，科学评估种群状况，依法定期更新或调整《名录》，构建合理的《名录》进出机制。
如何协调好《名录》、地方重点保护名录以及“三有”名录之间关系？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于文轩建议，实行一般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将非珍稀、非“三有”的野生动物都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应对现行的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名录进行整合，解决名录间物种交叉重叠问题，形成全国统一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并基于名录动态调整机制及时更新和公开。”
“要加强对商业性利用的合理规制。严格限制野外种群的获取，只有在没有人工繁育种源的情况下，方可允许利用野外种源。因科学研究等用途利用野生动物，应当建立淘汰野生动物流向监督机制。”于文轩说。
时坤建议，一旦物种纳入国家重点保护范围后，应尽快制定拯救计划，恢复受威胁物种种群与栖息地。还应结合保护地建设，加大力度保护珍稀物种的栖息生境。“物种纳入国家重点保护范围，并不意味只有国家有保护责任，地方应与国家协同，建立基层保护机构，责任落实到县区一级。”
“某个物种列入《名录》后，或保护级别提升后，破坏这个物种的量刑标准、法律责任将会有很大的不同。”陆军表示，一旦意识到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一些人的违法行为就会收敛。《名录》正式公布后，要做好宣传，提高社会认知，避免有人因为不了解《名录》、不熟悉法律而违法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