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晋文公为确立霸主地位而举行了践土之盟，并召周襄王参加。此举与“礼仪征伐自天子出”的礼制不合，孔子无奈，只好宛转地记为“天王狩于河阳”。明明是周天子被晋文公架空，孔夫子却写成了周天子前往去河阳打猎。自孔子开曲笔之先河，便有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即便是孔子这样的儒家圣人也得遵循潜规则，其他史家自然也无法免俗了。在史界，陈寿的《三国志》被称为信史、良心之作，即使如此，也有许多“隐讳、虚构、夸张、附会”的地方。
在《三国志》中，曹操于建安年间(196~220)担任官职均为汉献帝所赐，可在《后汉书》中却写为所有官职皆是曹操自领，而不是汉献帝所赐。
如：《三国志》中，汉献帝建安元年(196)秋七月，“……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冬十月……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而同样的事情，在《后汉书》中却有截然不同的记载：“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
《三国志》建安九年秋九月“……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在《后汉书》中则变成了“曹操……自领冀州牧。”；《三国志》建安十三年夏六月，“……以公为丞相。”；同样的事情在《后汉书》中，则变成了“夏六月……曹操自为丞相。”
《三国志》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后汉书》则记为“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三国志》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后汉书》则称“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
许多人认为，史书记载存在的差异，是因为陈寿入晋后，西晋承曹魏，故须尊曹魏为正统，所以对曹操有所隐讳，说成是汉献帝赐封。而范晔是南朝宋人，无需再为曹魏隐讳，故而写出事实。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不足之处，或者说都不完全符合史实。
到今天，曹操早已经是个被脸谱化的人物，一想到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挟天子而令诸侯”，进而联想到曹操的种种跋扈不臣。
显然，这种说法是受文学作品、戏曲等影响的结果，历史上的曹操挟天子令过哪路诸侯？袁绍、袁术兄弟，显然二袁不曾尊奉过汉天子；刘备、刘表、刘璋这类所谓的汉室宗亲，哪个象曹操那样尊奉过汉天子？刘表、刘焉（刘璋父亲）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为所欲为，从来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任何尝试，反而是种种逾越不臣的举动都见载于史册。就在曹丕篡汉后，汉献帝仍健在的时候，刘备就打着光复汉室的旗帜迫不及待地称帝了。为何不是遥尊汉献帝，继续奉其为正统，而是急于自己称帝？这岂不是自打耳光，刘备就是如此匡扶汉室的吗？
如果曹操真的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那么江东孙权为什么不俯首称臣？而宁愿挣个鱼死网破也要与曹操死磕到底？
事实是，汉献帝对地方诸侯的约束力与影响力微乎其微，根本没有人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中，与刘备、孙权相比，真正尊奉他的是曹操。如果没有曹操，汉献帝莫说是锦衣玉食，能不能象个普通人一样安安稳稳活到老、寿终正寝都是个问题。
即使是心有不甘，曹操的那些官职也必须由汉献帝亲自任命才是。汉献帝最应该感激的人就是曹操，终曹操一生，也没有越雷池一步，他的人生理想，一直在修正，晚年的曹操，只是想做个周文王罢了。
公允地讲，陈寿《三国志》确有不得已的隐讳之笔，但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又难免矫枉过正，有失偏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