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冯骥才笑了笑，并不否认，只说一句：“人生就是这样，达不到才是最美好的。”
冯骥才在《收获》开辟“田野档案”专栏在时代洪流中，给理想主义者安慰
《艺术家们》按时间顺序分为前卷、中卷、后卷，开卷各有一句话，前卷是：“荒原上的野花是美丽的天意。”中卷是：“闪电从乌云钻出来；我的歌啊，你也从囚禁于我的心里飞出来吧！”后卷是：“被美照亮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富翁。”
“荒原”、“野花”、“闪电”、“飞出”、“灵魂”、“富翁”……这些意象都有极强的时代隐喻。事实上，《艺术家们》在叙事中也穿插了很多“时代感受”，经常会提到“这一代人”——他们的艺术修养既特别又畸形，在七十年代末被放出了笼子，却不知飞往何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一下子要面对大量外来的东西，有的艺术家深陷时代洪流却反而失去了心中的方向盘。
“我的读者一半是我的同时代人，一半比我年轻。我相信，我的同时代人一定会与我感同身受。我更希望比我年轻的读者通过书中人物的幸与不幸，能成为艺术家们的知己，也成为我的知己。”
冯骥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七十年代末的他们没有两种东西：“一是精英文化，那时候人们眼里没有画家，没有作家。二是没有商业文化，画卖不到钱，没有商业价值。所以当时我们这些人反而变成草根的精神贵族。现在的年轻人或许没法体会，那会我们的生活是贫瘠的，只有喝点茶，吃点榨菜，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充满了想象。”
然而，当物质生活终于饱满丰富时，精神世界却可能岌岌可危。有人醉心于行为艺术，有人在拍卖市场里疯狂，有人执着于换房炒房。对于那些在路口走散的人们，冯骥才并非只有指责，还有深深的惋惜和同情。
当然，也有人还在坚持着艺术的本心，比如楚云天。在故事最后，楚云天曾经的画友一个个离开，红颜故事也成了过眼云烟。冯骥才写到这里，顿觉苍凉。
“楚云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太艰难了。”他很想给楚云天一个安慰，于是就有了“妻子回来了”这一“简爱式的结尾”。
内页用熟悉的泥土，塑造心里的生命
可以说，楚云天和冯骥才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生在天津前”租界区“，年轻时都因为会讲故事受到大伙喜欢；他们都学宋画，也都曾为“救心爱之物”而卖画，只是一个救的是朋友的画，一个救的是宁波的贺秘监祠。小说里楚云天和吴冠中聊“重复”、和平山郁夫交流“现代文人画”的情节，也是源于冯骥才的亲身经历。
关于这些，冯骥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作家都是用自己熟悉的泥土来塑造心里的生命。这里有我自己的泥土，也有别人的泥土，所以我塑造出来的生命不一定完全是我的，但肯定有我的影子在里边。”
与此同时，小说还借人物之口，开展艺术批评，传达出独特的艺术史观，比如：“在中国，先锋主义并不是一个艺术思潮，更无流派，只是一种时尚”、“用扭曲自己文化的方式来和西方人传统的东方观对接”、“真正认清意义的，最终还是历史”，等等。
“在写小说时，我自己实际上也有很多反省，比如现代主义。我们是最早提出现代主义的，1980年代初，在《上海文学》，我跟李陀、刘心武因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讨论现代派。当时有‘四个小风筝’的说法，引起了现代派讨论，最后诞生了先锋文学，但后来我没有走先锋文学的路，我走的是另外一条。应该说，先锋文学发展至今，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反省的，包括先锋艺术，特别是绘画，特别值得反省。这里不完全是一个对和错、是和非的问题，是需要思辨的问题。当然，现在没很多人去思辨这些东西，但是在我脑子里都有，我的小说主人公脑子里肯定也有。”
关于艺术，冯骥才曾说它对于社会人生是一种责任方式，对于自身则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方式。“我为文，更多追求前者，我作画，更多尽其后者。”但这部极具个人回溯意味的小说，似乎兼有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