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吉春
司马迁在家乡耕读的时间，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弄清这一悬题，关系到司马迁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因此，很有考订之必要。
司马迁究竟在夏阳高门故乡“耕牧”了多长时间呢？是哪一年搬往京师呢？从《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以及有关史料来说，我认为司马迁十九岁前是在家乡耕读的，十九岁才正式长住京师。为什么要定十九岁这一界限呢？原因有如下四点：
其一，根据“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和“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两句话判断的。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己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三家注这三句话时，仅言及地点和书名，没有涉及司马迁耕读的年限。
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司马迁十岁前在家乡读书。他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五年乙巳，十岁。案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索隐引刘伯庄说，谓即左传，国语、世本等书是也。考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是时当已入官。公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自是以前，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故十岁能诵古文。”
郑鹤声先生自定司马迁六岁后住茂陵诵读。他著的《司马迁年谱》在“中元六年丁酉（公元前一四四）二岁”后，标明“耕牧河山之阳”。并说：“是则河山之阳，即河曲也。太史令，武帝时置，景帝时司马谈尚未仕，当系家居。其家世虽代掌天官事，然本以耕牧为业，故迁《自序》如是。”《年谱》中“三岁”至“五岁”，均书“耕牧河山之阳”。而在“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一四Ｏ）六岁”，“（一）父谈仕为太史公。”“（二）迁随父至京，住茂陵，诵读。”“案：迁自父谈未仕以前，乡居龙门，以耕牧为业，至父谈为太史公，乃随至京师长安，住茂陵。后从名儒孔安国等问故，至十岁而能诵古文显矣。”《年谱》在“七岁”至“十九岁”的十三年中，均书：“当随父至京，住茂陵诵读。”
李长之先生说过：“《自序》和《报任少卿书》是第一等史料，和这符合与否，就是试金石。”此话十分中肯。只有将《自序》和《报任少卿书》参合起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就可能产生断章取义和顾此失彼，矛盾而无法解释。
上述王国维、郑鹤声两位学者对司马迁耕读年代地点的推测，仅据《自序》而言，忽略了《报任少卿书》中写“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正如班固所言，司马迁是一个“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良史之才。从《自序》和《报任少卿书》来看，司马迁对自己的经历的记述，和对别人一样，也是秉笔实录的。
可见，“耕牧河山之阳”和“长无乡曲之誉”一对照，完全讲的农村之事。“耕读”决非几岁幼童的象征之词，也决不仅仅是牧牛放羊，而是实实在在的耕种牲畜的农事劳动。这种耕牧劳动，只有十几岁以上的人才能干得了。从“年十岁则诵古文”和“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来分析，司马迁是一个既聪明又不安分的青少年，长大了还得不到乡曲人们的好评。
其二，根据司马迁见游侠郭解的时间和地点而定的。
《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公元127），徙郡国豪杰及资产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当时，游侠郭解也在被徙之列。大将军卫青认为郭解家贫不够条件。汉武帝却说一个民人能使将军讲情，他家一定不穷！于是，郭解从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县）举家入关中。由于郭解的家人杀了人，武帝下令通缉郭解，解闻讯后逃往夏阳，安置了家小，只身经临晋（今大荔县）过黄河奔太原。元朔三年，郭解被捕遇害。《史记·游侠列传》云：“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行，争交欢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司马迁赞叹道：“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程金造评论这段话认为：“这是一个十九岁将及成年人的心理。……九龄幼童去观察别人，绝不能有这样心理活动的。”按照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一说，元朔二年司马迁刚好十九岁。郭解没有到过长安。司马迁十九岁时见郭解，并详细地知道此人是个小个子，不喝酒，不骑马，面貌没有中等人好看，不怎么会说话。从“长无乡曲之誉”可以看出，郭解逃到夏阳县城，住在离城很近的高门的司马迁肯定“好奇”地去见大侠郭解，并与其交往，或帮助安置好家小，等到武帝派人赶到夏阳追捕郭解时，郭解已只身逃临晋了，很可能司马迁与郭解交往而受到了指责，落了不好的名声。于是，就立即进京，住在其父司马谈的官府里，“二十而南游江淮”去了。司马迁十九岁在夏阳故乡见郭解，并与交往，结果遭到乡曲人们的非难，这正好证明司马迁十九岁前仍在家乡过着耕读生活。否则，司马迁早在京师，他是不会见到郭解的，也不可能对郭解了解得那么详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