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冉
唐代很多诗歌都颂咏过长安的壮丽恢宏，这里宫阙壮丽，街道齐整，生活富足，是诗人的天堂。唐玄宗天宝五载（746），35岁的杜甫初到长安，同样沉醉于帝都的繁华景况，度过一段享乐风流的日子。他的《饮中八仙歌》（746）用简练的笔法尽数长安风流人物，把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相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的醉事醉态悉数描摹出来。诗中从王公贵胄到布衣名士，无一不放纵嗜酒，有人醉酒跌井，有人想把封地迁到酒泉，有人酒量如鲸鱼吞吐百川，至于李白、张旭的酒事自不必说。此时的杜甫并不能体会这些人或因政治倾轧、或因壮志难酬而狂饮放歌的辛酸。几年之后，他又写一首与酒相关的《醉时歌》，创作心态天壤之别。
此后十年，杜甫在应诏、干谒、进赋多条通道屡屡碰壁，求官之旅一路荆棘，日益深切感受到自己“至君尧舜”的抱负无法实现，重振家声成为不可能。往日放马遨游天地的官家公子，如今生计也成了问题。37岁这年，杜甫开始感叹自己年华逝去，壮志豪情日渐消磨在往来长安富豪权贵府邸的干谒之路上。写下“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时，他已经40岁了，睁开眼看到一个饿殍遍野的世界。
有一段时间里，杜甫在诗中不厌其烦地阐述自己在长安的困顿生活：又病又穷，没有朋友关心，朝廷故旧都不愿和他往来，连乡里后辈都给他脸色看。
天宝十载（751）秋，长安苦雨，被冷落的杜甫卧病旅社，写了一篇记事散文《秋述》，文中细碎地记录了40岁的自己狼狈不堪的生活：“因为下雨太过潮湿，青苔都长到榻上了。官场上人人都为追逐名利奔波，朱门大户门前的道路泥泞不堪，读书人却看不见泥，争相去拜访结交，我这样抱病于穷巷的人，根本没人搭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