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1937年，萧红在东京
呼兰河畔。这儿是北方的北方，荒寒地带。一年四季被四舍五入为两季，冬季和夏季。冬季里，寒风撕扯不动咬啮不开，在寒风的侵袭下，冻得大地裂口子了河套起冰山了。并且，冬季漫长得很，地老是裂着河老是被压在山下！好在还有夏季，尽管短促，但太阳是酷热的，高粱几天不见，便被晒得通红；玉米穗子呢，更是被滋养得胖胖的。这儿是黑土地，攥一把出油。
因了此，这儿有人繁衍，并且忙着生忙着死。而在世人的眼里，这儿终究是荒凉的，活着便活着，吃喝拉撒；死了便死了，风霜雨雪，而已而已。哪是啊，这儿一样有生死契阔有悲欢离合；当然，同时有着与世人一样,庸常的劳作、休息和睡眠。
因为荒凉，所以荒芜。荒芜得在二十世纪之前，不记得有谁，从“人”的维度打量过他们，从而在文字中描述他们的眼泪、欢笑和沉思。直言之，没人用文学的方式，表现他们。但这儿的文学资源，的确是丰饶的，毫无疑问是座富矿，富含人性的成分，优劣不论。
终于，二十世纪来了，文学开始新纪元了，萧红出生了，成长为作家了。不过，要达到开采呼兰，达到后来《呼兰河传》的高度，此时萧红的文字功夫还需要打磨，生命的况味还需要体验，需要假以时日。
“日本子”从东北侵略到江南了，朋友间看好的“二萧”分手了，萧红接着一路逃亡了……这好啊，“国家不幸诗家幸”；“文章憎命达”，而萧红的命越来越不“达”了！终于，1937年年末，萧红拿起笔，以她已然成熟的“越轨的笔致”，用细小却又大气的字体，在有横格却又不顾及的稿纸上，挥笔写道——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呼兰河传》自此开始了！
图 | 1936年春夏之交，萧红坐在北四川路底的大陆新村九号鲁宅门前
不错，是传，萧红在以小说的形式，为家乡作传。而既然是小说，则与呼兰县早年间，县歌里唱的“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材……”，分属两个范畴了，无需多言。萧红要在《生死场》，“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等等的基础上，再对家乡来一次品质更为纯粹的“审美”。
行文至此，赘言一句，“审美”又可称为“审丑”。在以审美为业的人们那里，这则规范众所周知；而在社会上，却几乎没谁真知道了：这真是没法子的事儿。萧红只管“满天星光，满屋月光，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地抒写下去，抒写家乡的人们的黯淡人生。同时，萧红谨记恩师鲁迅先生指出的，在“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抒写上，向更深更广处开拓。
作为一名游子，不管用啥样的方式，为自己的家乡作传，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而同时又是“逆子”呢？萧红早已被父亲开除族籍。没关系，作为一名作家，一名逐渐伟大起来的作家，人世间世俗的一切，在她那里，已不过是素材而已，她能够消化得了了。
至于就创作说创作，同行友人看了萧红写的第一章，喜欢她的笔调细腻，意境悲凉，却又禁不住纳闷，“人物迟迟的总不登场，情节也迟迟的总不发生”。而小说没了人物没了情节，还叫小说吗？萧红却深不以为然，“没章法”就“没章法”吧，凭自己兴致写下去吧。“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的小说”，萧红对于自己的创作还是有自信力的。
图 | 萧红与萧军
早在创作《生死场》时，鲁迅先生便认可自己“越轨的笔致”，并给以褒扬了呢：萧红心里想。鲁迅先生在《生死场》序中写道：“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何不在“越轨的笔致”的道路上，走得更宽广些？萧红向友人表示，要写一部《阿Q正传》《孔乙己》那一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回忆鲁迅先生》一文，第二段放在第一段之前，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调换，都不影响内容的表达和读者的阅读：萧红在“越轨的笔致”的道路上，走得早已够远的了，这回她要走得更宽广。尽管那宽那广是怎样的，还有好不好，此时她并不明确地清楚，也不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