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沃代翼一事，从昭侯封叔父桓叔于曲沃开始。在这将近七十年的时间里，本属于“小宗”的曲沃，屡次杀害翼城一系的“大宗”。
这整件事的起因，可以用后来狐突拿来劝谏太子申生的话来看，其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
“耦国”就是大城市足以和国都相抗衡，曲沃就是如此，桓叔等一系既然拥有足够的能力，他们自然不能久久屈人之下。因此，桓叔在晋国的大邑曲沃另外形成了一个政治中心，桓叔形同“二君”。虽然最后桓叔未能成功取代自己的侄子，但是由于他的封地十分稳固，所以纵然失败，翼地的晋国国君也无法将之扑灭。
《东周列国·春秋篇》狐突剧照
其后一系列的战争下来，昭侯、孝侯、小子侯及晋侯缗都在争乱下丧生。值得注意的是，曲沃以“小宗”代“大宗”的行为昭昭，我们却并没有看到任何第三方势力试图维护“礼法制度”。
试想，如果此等行为理应受到其他诸侯的谴责，亦或是违背当时具有“规范意义”的制度，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出一句话呢？而且周王室的态度，更是令人迷惘，甚至他们一度是支持曲沃的。
《左传》云：“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
周庄王在面对曲沃庄伯这样危害“礼法制度”的行为时，居然不加以讨伐，反而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只是后来曲沃庄伯背叛周庄王，这才让周王室改变了态度，转而立晋哀侯于翼。而这整件事的终章，也结束在周王室的手上——周僖王任命曲沃武公为晋侯，让曲沃武公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晋国国君。
《左传》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
实际上，周僖王对于曲沃武公的纵容，来自于东周此时的外交政策，而这样的外交政策，有其实际政治上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努力提升周王室的威信；另一方面就是抵制由霸主齐桓公所率领的东方诸侯集团的声势。
如此看来，不管是“大宗”还是“小宗”，在政治现实的压迫之下，都只能敬陪末座。
《春秋左氏传》
“曲沃代翼事件”对晋国的影响很是深远，将近七十年的内乱，使得后来继位的晋献公，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手段，来避免这个问题再次出现。
《左传》云：“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蒍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
晋献公想要除掉桓、庄之家族，他先派遣士蒍在公族之间制造谣言，接着士蒍与群公子赶走了富子；次年，士蒍去除群公子中的“游氏之儿子”；再隔年，士蒍就借着群公子之手，杀了游氏家族，并且将群公子聚集起来；同年冬天，晋献公就一举瓮中捉鳖，“晋杀群公子”。而立下大功的异姓贵族士蒍，大大地受到了晋献公的重用，这一年就被提拔为“大司空”。
自这件事情之后，晋献公所倚重的大臣，也都是异姓贵族，例如里克、荀息、吕省、郤芮、郭偃、赵夙、毕万等人，可见这些异姓贵族，就算他们弑君，也不能以晋国国君自居。因此晋献公除掉“庄桓之族”，对他的君权是有明显提升效果的。
《东周列国·春秋篇》晋献公剧照
那么，晋献公尽除群公子，与“骊姬之乱”有何关系呢？
史书之中多记载骊姬以美貌妖艳祸国，史家亦多将褒姒、骊姬等美女并举。由此可见，美女足以倾国倾城，这样的观点从春秋时期之前，就已经定型。
人们认为，骊姬是被征服国家用来报复的“雌性杀手”，但同时期的大臣郭偃，却反对这样的看法。在郭偃眼中，亡国的原因不是女子，而是国家本身的道德问题。
笔者认为，郭偃的认识是正确的，如褒姒并不是西周灭亡的祸首。实际上，周平王与其外祖父勾结外敌，弑父弑君更应该要负起责任。相同的，骊姬也许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她不是主谋，也不可能成为主谋。当大家的焦点投射在“红颜祸水”的观点上时，很容易就忽略了一点——这件事的主导者是晋献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