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之后，在南北碰到的阻力完全不同，其中原因值得探讨一下。
单论军事，南北其实都差不多。无论是大顺还是南明，在消灭明朝北方主力的清军面前都没有还手之力，兵败如山倒。大厦将倾，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么——气节。
清军入关
要说仗节死义之士，南北都有，但总体上差距有些大。稍稍读史，我觉得南方的士人显得更有气节，北方士人倒是显得有些随波逐流了。
南方这边最多出了个“水太凉，头皮痒”的钱谦益，但老实说，钱谦益在某些程度是可以洗白的。因为他确实有效稳定了江南的时局，让不少地方躲过了屠刀，而且他后期和反清势力勾勾搭搭，有说不明道不清的关系。对比北方陈名夏、冯铨等文官领袖（入关前就投满的不算），真的算不得什么。
钱谦益
你看南方的士大夫，听说崇祯殉国了，举家自裁就是一大片。此时南方尚未被战火波及，远没有到玉石俱焚的地步。待到清军南下时，南方的士人在抵抗中起到了带头的作用；大局已定无力回天后，又拒不出士（可参考复社）。总体上给人的感觉，确实比北方士人更加的旗帜鲜明，更加的壮烈。
这就奇怪了，大家念的都是一样的书，尊的都是同一个人圣人，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差异？多尔衮后期斥责汉臣的一句话，指明了原因。
陈名夏
事情和上文提到的陈名夏有关，一个小官弹劾他德行有亏。倒也真没冤枉他，作为文官领袖的陈名夏就是个投机分子。明亡之后投靠大顺，清军来了又降清，降清之后还不老实，居然劝多尔衮称帝。对于自己人，多尔衮肯定要拉偏架了。一句“正人先正己”，朝堂上大义凛然的诸人瞬间没了动静。
能有如此效果，一方面是多尔衮的权势，另一方面则是直指当时北方士人心中的痛——“从贼”。这个根，出在李自成的大顺身上。
多尔衮
自称帝后，李自成一改流寇作风，开始注意吸纳士人。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在他北上时，除了武官外，曾经视他为仇寇的文官居然接二连三的来降。北京城破后，死忠明朝的官员直接就殉节了。此时大顺军被北京的花花世界迷了眼，军纪开始败坏。愿意合作的文官尚且难以保全自身，不愿意合作的断无生还可能。结果就是，北方的士人，稍微有点知名度的，还活着的，几乎人人有过“从贼”的经历。
有的士人可以接受大顺，但接受不了曾经北方的蛮夷——一眼都能看出文化的不同。清军来了，他们南逃。跑到南方，一人一个“从贼”罪没得跑。封建时期，这罪名可太大了。苦也，苦也！才脱了狼口，又入了虎穴。
李自成
与之对比，清军才不管这些个东西。虽然打着给崇祯复仇的旗号，但明朝的大臣忠不忠人家真的不大在意。连借着这名头排除异己的想法都没有，直接四处张贴告示，概不追究。
如此一来，清朝成了北方士人唯一的出路。加上初期多尔衮对汉臣重用、提拔的态度，反抗自然小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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