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帝国泗川郡沛县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沛县一个叫萧何的主吏掾的业务才能被泗川郡的监御史发现，郡监御史临时安排他去负责郡上“卒史”的业务工作，结果萧何KPI考核第一。因此郡监御史决定要上书举荐萧何，征调萧何到郡级单位工作。按照常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郡监御史的举荐对于萧何的仕途来说可谓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奇怪的是萧何本人坚决拒绝郡监御史的推荐和征调。当然，萧何最后如愿以偿得以原职留在沛县工作，但是萧何为什么要拒绝在秦帝国给予他的机会呢？如果有人拒绝在某个体制内晋升和发展，拒绝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种：第一，作为该体制内的人，他看得比较清楚，意识到这个体制有重大的隐患和问题，爬得越高会容易死得越快且越惨。第二，他从头至尾都没有融入这个体制，也不认可这个体制，甚至巴心不得这个体制崩溃，即与这个体制貌合神离。萧何拒绝郡监御史的推荐不知是以上那种原因，或许两种原因皆有，更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但不论那种原因，萧何拒荐风波已经反映出秦帝国的“吏治”工作出现了问题，而“吏治”工作恰好是秦帝国耐以生存和发展的经脉网络。经脉通则“不痛”，反之经脉痛则“不通”。不通的“吏治经脉”不仅会给秦帝国带来“痛”，更会让秦帝国走向彻底的崩溃。
二
秦帝国的前身是秦国。秦国在春秋时期同中原各诸侯国一样，主要依靠和国内的贵族进行同盟共同治理国家。这些贵族是“血缘群体”的长期持续，并非君权单方面赐予形成。贵族群体与君主共同担负对内国家治理和对外攻伐与防御的义务，也同时享有与君主分享对内与对外汲取资源的权利。如果把国家比喻成股份公司，君主类似董事长，贵族类似广大股东推荐出来的董事。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客观的对外竞争环境促使君权要逐步走向集权，君主需要贵族承担更多的义务，但是不再想让贵族汲取原有程度的资源了。所以，战国时代的诸侯国无一不在“君权”“王室”与“直系血亲”“血统贵族”的斗争中上演一幕幕大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君权和贵族的拉锯和博弈，往往伴随着淋漓的鲜血和反复的动荡。秦国也不例外，虽然君主集权起步较晚，但是在商鞅的帮助下，很快就实现了弯道超车，成为了君主集权的典范。
既然君主和王室选择站在贵族集团的对立面，那么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同盟者”来帮助自己对内治理国家，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和军事防御。而且这个新的“同盟者”必须只能依附于君权，在君权的驱使下去承担无限的责任和义务，但只享有君权赋予他的一小部分资源。而且这一小部分资源，君主还有对其进行撤销和要求其加倍返还的权力。所以，取代贵族的“君权奴才”出现了，他们就是“职业官吏”。当秦国君主选择与“职业官吏”同盟的那一刻起，“职业官吏”体系就逐步替代了“贵族体系”，职业官吏全方位浸入秦国政治运行，终于成为了秦国生存和发展无法剥离的重要经脉网络。
秦国的“吏治治国”体系一开始的运行是十分良好的，这也是秦国能傲视群雄，不断蚕食六国的体制优势。荀子曾经亲身入秦，眼见为实，他对秦国的“吏治治国”体系颇有感触。《荀子·强国篇》中留下了荀子对秦国“吏治治国”体系的感受：“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大致意思是秦国的百姓非常害怕官吏且顺从，像极了传说中古时候的人民。秦国的士大夫，走出家门，进入公门，走出公门，回到家里，没有个人的私事，不勾结，不结党，没有不明智通达而公正无私的，也像极了传说中古时候的士大夫。因此，荀子认为秦国从孝公到昭襄王四代君王都能取得胜利，并非侥幸，是其吏治治国的必然性。荀子更是认为秦国的这种治理是当前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但是秦国的“吏治治国”体系却在始皇帝发动兼并战争中逐步产生了问题，最后在始皇帝把国家绑在南征北伐的战车上走向了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