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今融合”“与古为新”为核心命题的历史哲学思想。与其基本哲学立场一致，张世英也反对单纯从主客关系出发来理解和研究历史，把古和今、过去和现在看成互相孤立、彼此外在的东西，从而认为研究历史只不过是把古的、过去的东西当作外在的客体、对象来对待。相反，他主张从人与世界融合的观点出发，把古和今、过去和现在看成是一体的，因而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就是要从古往今来的连续性和统一体中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思想。他借用德国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强调历史研究者自己现在生活于其中的视域（“现在的视域”）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当时的视域（“过去的视域”）是融合为一体的“大视域”，历史研究者应该从古今融合的观点研究历史，把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其后的历史流变过程中从“大视域”去理解。这样才能超越古与今之间的距离、拆除新与旧之间的藩篱，冲破古以达于今、冲破旧以达于新，形成流变的历史整体观。
张世英所建构的“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含英咀华、推陈出新，是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之一。其鲜明特点，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具有“吾道一以贯之”的有机统一性。“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是存在论、真理论和境界论的有机统一体，是一个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张世英创造性地阐述了真善美之间的相通与不同：一个事物只有在万有相通或万物一体中，只有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才能被我们认知，就此而言，它是真；万有相通或万物一体能够使人产生同类感与使命感，就此而言，它是善；一个在场的事物，能够通过人的想象，显现出不在场的事物，使人玩味无穷，就此而言，它是美。他进一步把这种有机统一性概括为四句话：整体观物曰真，民胞物与曰善，意在象外曰美，三者的总根源在万有相通。
二是具有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宏大视域。张世英精通英语、德语，在西方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上有很深造诣，同时熟谙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经典、具有深厚的古诗文功底，这使得他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具有“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深厚历史底蕴以及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宏大视域。诚如中国哲学史家张立文所言：“张先生既懂西方哲学，又懂中国哲学。”“张先生从小就对中国古典的经典著作有很好的了解和背诵，从小就有汉学的培养和熏陶……同时，他对于现代的东西也非常通，可以说是古今通。”
三是具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原创性。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过程中，张世英借鉴了中西哲学史、美学史上诸多名家大家的思想观点，但他绝不只是简单复述与介绍这些思想观点，而是对其进行充分消化吸收，将其有机融入自己的思想理论中，从而实现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有机统一，使自己的哲学体系彰显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原创性。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叶朗认为：“张先生对超越主客二分的‘万物一体’的哲学阐述，这对于我们突破美学研究的旧的思维模式，对审美活动（美和美感）获得一个新的理解有重大的启发。”
4.“四境界”说：探求理想人格建构和中华文化发展新方向
张世英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者，他的哲思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的老师闻一多就鼓励他要“走出象牙塔”，这成为他治学和为人一生的遵循。在他的“问题域”中，不但有对“中国哲学应向何处去”的学术关怀，而且有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现实关怀。作为其哲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四境界”说，就是他就当代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建构和中华文化未来发展之路提出的富于洞见和前瞻性的学说。
张世英认为，个人的精神境界，按其实现人生意义（价值）高低的标准和人生在世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即最低的境界，是“欲求境界”，人在这种境界中，只知道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欲望，其与世界的关系属于“原始的不分主客”的关系；第二个等级是“求实境界”，在这一境界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属于“主—客”关系：人有了自我意识，能分清我与物、我与他人，能把自己当作主体，把他人、他物当作客体，要求理解外在的客观事物（客体）的秩序或规律，体现了一种科学追求或求实的精神；第三个等级是“道德境界”，人们在追求科学和社会化的进程中，逐渐领悟到人与自然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对于人与人之间相通的领悟，很自然地使人产生了“同类感”，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而也产生了道德意识，在这一境界中人与世界的关系仍然属于“主—客”关系；第四个等级是“审美境界”，它包摄道德又超越道德、高于道德，在这一境界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属于“高级的主客融合”关系：人们处于与世界融合为一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其行为必然合乎道德，必然做道德上应该之事，但他是自然地做应该之事，而无任何强制之意，自然在这里就是自由，相当于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