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的统治思想中，法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秦代也不是单采法家一家的主张，而是杂揉了阴阳、儒、道和宗教神学的思想。对于法家思想也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的。例如，荀子、韩非等法家主张无神论，而秦始皇则是有神论者，他四处大搞求“仙人不死之药”的迷信活动，大搞封禅，祭祀名山大川，希望借助神灵护佑统一帝国的政权，他的玉玺文也是“受天之命，既寿永昌”。
秦朝统治者对各家思想的选择根本上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因为单纯一家思想（无论哪一家）都不能满足一个庞大帝国多方面的利益和需求。正是在这一点上，素有“杂家”之称的《吕氏春秋》成了这个统一帝国的重要理论武库之一。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学术巨著。吕不韦早年在韩国经商，成为“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当时，秦公子子楚流亡赵国，“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吕不韦同情他，并认为他“奇货可居”，便出金钱资助子楚，并帮助他承继王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其子政即位，也就是以后的秦始皇。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为秦相 15 年，一方面在政治上积极推进统一事业，另一方面他组织人力著书立说，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作思想统一的准备。《吕氏春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写成书的。它试图以超越前代思想家的高度，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公允”评判与总结，取其所长，避其之短，在有利于建立统一帝国的前提下将各家思想统一起来。他指出：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豪士也。”作者在此皆用一字概括多家的长处，赞诸子是天下豪士。正如 10 人相马，有人相齿，有人相面，有人相目，有人相股，……大家的着眼点不同，却都能由此断知马的体能，“凡此十人者，皆天下良工也”。集大家之所长，就会得出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吕氏春秋》所要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它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总揽百家，体现了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的时代要求。
虽然吕不韦因获罪秦王政，被赶出朝廷，徙之巴蜀，对他的主张弃之不用，而独崇法家，但是，《吕氏春秋》对秦统治者的思想影响还是不能完全消失。一来，统一活动特别是统一后的政治需要兼采诸子有用的主张，而《吕氏春秋》中则有经过了选择的现成材料。二来，吕不韦因有恩于庄襄王而倍受礼遇，秦王政亦曾尊之为相国、仲父，从小耳濡目染受吕不韦思想的影响是很自然和必然的。虽然秦始皇疾恨吕不韦，而不愿提及他和他的《吕览》。但是，在他和臣僚们探索统一帝国的统一思想时，除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之外，却也不时地露出《吕览》的痕迹。事实上，秦统治者除独崇法家以外，兼采各家主张为己所用的侧重点与《吕氏春秋》大体上相同。
《吕氏春秋》吸收并改造了儒家维护“君权”思想，主张拥立“天子”，说“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吕氏又强调“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执一”、“抟”的思想意思也就是主张中央集权，这是吕氏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在这一点上，秦王朝统治与吕氏的主张基本相同。秦始皇认为自己功盖三皇五帝，是“受天之命”的“天子”。这个概念在无神论的法家那里是没有的。《吕氏春秋》肯定儒家的三纲五常说，认为“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应明“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专设《孝行览》宣扬孝道，认为“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事之纪也。”秦统治者也看到了儒家思想在调整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方面的特殊作用。
尽管法家将其斥之为“六虱”而激烈反对，但秦统治者还是吸收了他的孝弟之说。如《绎山刻石》就“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可见秦始皇是极为推崇孝道的。《云梦秦简》中也有父亲告儿子“不孝”，政府按父亲的请求予以惩处的案例。另外，公子扶苏之死，连问个明白都不敢，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更是“父教子亡，子不能不亡”的儒家孝道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