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并且这两次党锢之祸都直接的影响了东汉的社会发展，直接促使东汉走向衰落。促使东汉这两次党锢之祸发生的原因有很多，通过比较两次党锢之祸，可以看到这两次党锢之祸的发生存在相同的原因。
不同派别进行政治权力的争夺。
通过研究我国相关学者关于东汉党锢之祸的分析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学者都是认为党锢之祸的发生是由于朝廷中的正直派人士与宦官和宦官的支持者，也就是最高权力者皇帝之间的斗争。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要想进入中央的权力中心，必须要学习儒家的经典，到了东汉时期，汉光武帝同样因为自己喜爱儒家学说，造成官员的仕途发展必须要与儒学有关。
地方权力中心上，儒学也成为了权力和豪强之间进行连接的纽带。但是到了东汉的后期，中央的政治权力被宦官掌握，他们开始排斥异己，将通过儒学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的士人群体进行排挤，当时许多的士人阶层都遭到了宦官的迫害，士人群体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到了汉灵帝和汉献帝的时候，朝廷中的士人群体仅仅占到了总官员的百分之二十六左右，可见士人阶层被排挤和迫害的严重性。
此外，东汉的士人阶层本身也具有双重性，士人阶层的权力来自于皇帝手中，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代表阶级的利益，并且监督皇室，一方面士人阶层替皇帝做事，压迫着普通的大众百姓，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想要代表平民大众，为大众发表生活困难，要求减税减负的愿望。
这样的矛盾状况，必然会使得士人阶层与皇权之间的要求产生一定的冲突。虽然士人阶层也在渴望掌握朝廷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却不能光明正大的挑战皇权，因此只有在当政者的昏庸无能，同时权力掌握在宦官或者是外戚的手中时，他们就能够有理由参与到权力的争夺当中，从而在其中不断的扩充自己的实力范围。
虽然以地域为关系进行的政治组织相比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政治组织方式更为先进，但是党人与宦官之间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也是依靠自身的家族优势来企图代替官宦群体，这也是东汉两次党锢之祸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在当时以皇权为尊，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下，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够让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古代朝代中统治者也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限制各种可能影响统治权力的因素，汉代自然也是同样。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到汉光武帝进一步加强尚书台的权力，最终的目的也都是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确保中央集权不会受到侵犯，将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但是，东汉时期众多的地方豪族不断的发展壮大，中央对于他们的管制也逐渐力不从心，最终形成了“党成于下，君孤于上”的局面，皇帝的中央统一也受到了严重破坏。一直发展到了后来，这部分党人的权力已经不只是影响宦官的权力，而且还直接给皇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党人与宦官集团在政治主张方面存在分歧。
党人和宦官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在于权利方面的斗争冲突，在朝廷中的各种政治主张也是存在很大的分歧。
由于大部分的宦官阶层都是从平民出身，对于各种知识的学习相对较少，眼界也相对来说较为狭窄，通常只是顾及眼前的利益，并没有从长远的方向来思考，也经不起各种权利和利益的诱惑，一旦他们突然获得了最高的政治权力，最终的后果很大的可能性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即使存在少数的清正廉洁的官员，但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这部分官员所能够做的十分有限，即使是能够认识到宦官阶层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是不利于国家发展的，但是由于其本身也是属于宦官阶层，因此很难将自己剥离出去，自然也就不能立场坚定的进行反对，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听之任之，这对于治理国家的政治来说，是十分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