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启用有事业心，能做事，实干有革新精神的能吏
张居正是明代最出色的政治家，是值得推崇的历史人物。为了说明政治家，首先要给什么是政治家下个定义：政治家，是指那些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一定政治远见和政治才干、掌握着政党或国家的两道权力，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领导人物。
按照定义来看，张居正最高光时刻，是担任万历首辅的十年，他无疑是掌握着政党或国家的两道权力，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领导人物。这期间，体现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而其政治远见，早在万历当政之前，其与徐阶、高拱两任首辅的斗争，就有所体现。
实际上，有明一代，高拱也是一位较有能力的大学士，退出内阁后能东山再起，并更进一步担任首辅，没有两把刷子是不可能的。而张在高拱退出内阁，徐阶任首辅时，做到了次辅角色，时年不过四十岁。在高拱积蓄能量，搞倒徐阶时，张居正与高拱结成统一战线，在倒徐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才具平平的李春芳担任过渡首辅，张仍不争上位，而是与皇帝私人工作班子加紧联系，结成了紧密的关系。两年之后，高拱回归，作为前盟友，以及相近出身的天然同盟，张与高在内阁中有了一段亲密无间的合作期。此时的高拱，意气风发，也的确做了几件颇得人心，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事，当然，也是与张居正意见基本一致的事。也可以说，高张同盟此时，做了很多为张居正未来工作扫清局面的事。
同时，高拱自身的性格和他阶段性的心态，导致了他与张居正的分裂也不可避免。
此时的高拱，位高权重，目中无人，关键的关键，是他身边的次辅张居正，野心勃勃，颇具远见。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他懂得韬光养晦，继续维持高张同盟，一旦时机成熟，便一击致命。后来，高拱因对太监不经意的一句“十岁幼童（万历）何能尽理天下事？”导致了自己的下台。而太监群体，正是张居正十年来，一直经营的铁杆关系之一。
另一个关系就是万历嫡母和生母两位母亲。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四十七岁的张居正，名正言顺成为内阁首辅，开启了被称为明王朝暮色中，最后耀眼光辉的十年。前面提到他的政治才干，下面用一组数字来印证。
张居正死前不久，北京粮仓有足够的存量，以满足此后九年的需要。除非在紧急时刻，不能支取的太仓库储藏室里的存款增加到六百多万两银子。太仆寺保存到四百万两，南京库房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两，广西、浙江、四川省库平均存款在十五万至八十万两之间。
而在之前的明王朝，几乎完全没有储备，各地往往因为军饷发放不到位，而引起军队哗变，甚至巡抚被杀等恶性事件。国库空虚，在边防及大型工程方面，一无所为。
从多本记录明史的书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并算不上成功，全国土地的重新丈量也没有真正开展就胎死腹中。他对当时的财政制度没有任何结构上的改革，取得如上成绩，是通过个人权势，而非制度下立法程序下的长效安排。这也成为张居正在后世史家那里的政治污点，尤其是其个人品德上的缺陷，被传统儒家史家无限放大和批判。无论是他经常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对官僚机构施加压力，以推动他的各类方案；还是随意利用原属于皇帝的惩罚权利；再或者利用人事任免权，将自己的人安插各个政府部门，大搞统一战线；最关键的是，他父亲去世，其未能去职而服丧守制。
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做能吏是一件苦差事。大家喜欢清廉的官员，喜欢能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官员，但是否是能臣，老百姓不太在乎。但实际上，有明一代，或许除了海瑞之外，没有官员能“不贪”而逐渐上位，明太祖“低薪养廉”的思路，让明代官场“潜规则”盛行。而张居正很不幸，他生在了中国，不符合道德标兵的要求。
他任用戚继光等裙带关系，让这些将军、能吏在职十年之久，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坚定的贯彻了其个人意志；他启用有事业心，能做事，实干有革新精神的能吏，而且在中央层面，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他给帝国各地的下属小弟写私信，授之方案，然后，作为皇帝顾问，批准自己的政策；他没日没夜，十年如一日的在大情小事上为这个暮日帝国操劳，补救这个腐朽的官僚机器，为明帝国带出了一批有才华的人士，也带来了久违的效率。张居正在位的十年，几乎做到了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传统政治情况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