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这种观念深深地扎在统治者的心里，几千年形成的思想就像儒家思想一样到现在的中国也存在于国人心中，这样的地位是难以撼动的。
面对西方已经开始工业革命产出的铁甲船和火炮,清朝还抱着传统观念不放,自认的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纳入自己宗藩制度中,不管西方国家是否接受，来维护自己封建统治的根基，这是封建思想腐化的一个表现。
清朝政府把"公使驻京"这样的外交政策视为对宗藩制度乃至皇权集中统治的最大的阴谋，不惜代价进行反对、抵制。清政府这种外交政策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得以改变。
在1860年,在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时,清朝政府与西方列强在通州进行谈判。在清王朝政权危在旦夕的时候,双方竟然还在为公使驻京觐见皇帝礼仪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英国代表认为公使进京必须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见到皇帝不必下跪。清朝代表认为此事关系大清国的国力,不肯让步。
因而，当面对受资本主义扩张规律支配来华要求通商的西方国家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统治者自然把这些新来的西方各国商民当作朝贡者对待，他们派出的使臣在中国人看来无疑也是为了朝贺和进贡的，因而他们所得到的不过是被准许定期朝贡。
分别修撰于康熙、乾隆、嘉庆朝的《清会典》均把与清朝进行商业往来的西洋诸国列入清朝的朝贡国范围，直到 1899 年，这个时期才有了"公使驻京"。
三、鸦片战争国际公法后"公使驻京"得以实现
鸦片战争前，虽然有人注意到英国在海外的殖民扩张活动，却没有引起统治阶级的警惕。鸦片战争是国际公法对宗藩制度的第一次激烈冲击。
经过战争,宗藩制度遭到巨大破坏。在签署《南京条约》中,大清皇帝和大英君主的地位是一样的,没有臣属、朝贡等与宗藩制度有关的字样。
显然这个时期的大清在外国人眼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和他们地位上是一样的，不再需要跪拜大清皇帝，也不再向大清皇帝进行进贡。
在欧洲，他们已经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大清还处于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统治下，这个时期的大清在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上已经开始落后于欧洲大国，只比亚洲的日本强些。
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在通州谈判时,清朝代表宁愿兵败城破也要坚持觐见礼仪的原则,显得多么不合时宜。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上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仍然把"隔绝"当成了防范外人的指导思想。
这种思想一方面反映了长期闭关状态下养成的追求平静和安逸的心态，一方面也反映了统治者对资本主义的扩张性缺乏清醒的认识。这种无视世界发展方向的认识和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国际公法是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派驻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又与宗藩制度是相逆的，不论内部的藩国还是西方的藩国,都要臣服于皇帝，这是不容置疑的。
"公使驻京"与宗藩制度是格格不入的。从这个说法上来看,"公使驻京"是宗藩制度彻底瓦解的标志、开始，是走出闭关锁国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最最重要的一步。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宗藩制度是在西方列强的武力逼迫下被迫瓦解的。接受他国使臣,本应是接受国的主权权利而非义务,但此时的国际公法掌控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手里。所谓的主权平等,只是针对西方列强之间的。
对于落后的亚洲、非洲及拉美国家,资本主义列强从来没有讲过主权平等。在"公使驻京"这个问题上,西方列强表面上打出的是主权平等的国际公法旗号,但从来没有把中国视为主权平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