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际公法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实现其殖民目的障碍时,他们就会把国际公法踢到一边。
若说乾嘉两朝还有能力"持盈保泰"，坚决拒绝了公使驻京；但到了咸丰朝清政府再也没有能力维护国体，被迫允许外国公使驻京。
正是由于文明性质和外交体系的差异，导致了清政府与西方诸国之间不能建立起平等的对话，而公使驻京恰恰历史性地成为打破这种不平衡的突破口。
尽管在对外认知上表现出迟缓、顽固和僵化，但随着西力强劲的东来，清政府在外交上也不得不开始艰难地迈向近代化。
谈古论今，我们认为 19世纪中叶清政府之所以未能及时作出调整，在被动中无奈地一步步退让，一点点地作出调适。而今看来，公使驻京似乎符合近代外交惯例，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国与国交往中常有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