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期宦官与武将勋贵互相屠杀开启了大家熟知的三国乱世。
东汉末年的宦官与武将勋贵之争
唐代末年宦官专权，在激烈的斗争中皇帝联络文官试图收回权力。
宦官直接发动“甘露之变”，斩杀中书省、门下省、金吾卫官员数百人。
多年后藩镇朱温又挟持天子将嚣张跋扈的宦官集团一网打尽，仅留三十余人作宫内日常打扫之用。
事实上不管是文官、武将还是宦官外戚，无论他们是忠是奸，意图如何，想要控制朝政必然都有自己的班底。
同时控制朝政意味着责任，能做到这点的集团就算再坏起码也是要干活的。
曹操为了恢复生产殚精竭虑，魏忠贤同样会因为边患问题忧心忡忡。
但在互相屠杀模式开启后，短时间内文武百官为之一空，体系崩溃，那么王朝的气运差不多也要到头了。
所以你看党争多么可怕，汉唐以来可谓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宋朝也没幸免，从王安石变法开始百年内新旧两党拼得你死我活。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但总体而言烈度却不高。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朝堂上斗得咬牙切齿，下了班还能一起喝酒聊天。
斗争中失败者的结局通常是被贬官，但无一人被赶尽杀绝，只要心态良好小日子还能过的不错。
例如苏轼被贬谪后不但在南方娶了小妾，还跟人喝酒旅游，吟诗作对，捣鼓出不少美食流传后世，所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宋朝的党争在后世被称为君子之争，甚至到了明朝还多有羡慕之人。
那么宋朝的党争为何如此温和？难道当时的读书人就特别高尚吗？
人性是相似的，宋代文人的吃相不比其他朝代要好看多少。
早在宋仁宗年间欧阳修就上疏《朋党论》公然宣扬结党：“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逻辑是不是特别通顺？小人会结党，那么君子为什么不能结党？为了高尚的目的志同道合的君子当然要团结奋斗。
这道奏疏要是在朱元璋手里，怕不是脑袋早被砍了十回八回了，但在气氛宽松的宋朝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读书人和那帮没文化的勋贵宦官到底还是不一样的，干什么事都得占领道德制高点。
当然文人嘴上说的好听，下手也毒的很。王安石、苏轼虽然立场不同，但他们的人品却是不容置疑的。
尤其是王安石，作为宰相不坐轿子，不纳小妾，勤俭节约，私德方面堪称千古楷模。
王安石
但随着斗争的继续，两个人居然莫名其妙都出现了“扒灰”传说，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丧尽人伦的事。
同样的受害者还有后来的朱熹。所以人性是靠不住的，文官集团多读了几十年圣贤书最大的变化就是更狡猾了。
但是他们斗得你死我活为何没有掀桌子？不是不想，而是无能为力。
在各大集团中只有文官士大夫是没有掀桌子能力的，宋代不但以文抑武，还严格限制宦官外戚干政。
所以宋朝党争属于文官集团自我分裂，只要把有掀桌子能力的团体都赶出舞台，就相当于为党争的烈度设置了上限。
这套制度同样为后世的明朝继承，当然从结果看没宋朝做的好，限制住了武将却让宦官频频得势。
但明朝即便是文官集团的斗争也常常你死我活，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严嵩儿子被杀，自己垂暮之年靠乞讨为生。
文官集团办事总会找到充分理由，比如严嵩被扣了个谋反的帽子。
党争最终一定会发展到烈度的上限，文官士大夫掀不了桌子，但是利用规则体系从肉体上消灭几个敌人还是可以的。
那么宋朝新党和旧党为何没有演变到这个地步？
三、不杀士大夫
根据《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曾立下碑文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