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教授
思想家严复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玩味其言，宋朝虽已远去，其遗产却深刻影响着今日现象。一说到宋朝的遗产，今人往往瞩目于以宋词、宋瓷与《清明上河图》为标志的文学艺术，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这些遗产固然令人醉心与快慰，但值得究心盘点的，显然应该聚焦于政治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层面，这才是宋朝遗产的核心部分。
宋朝政治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制度设计与统治思想上。
先说制度设计。宋朝确立文官体制，抑制武将势力。在军事上，创设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兵制，杜绝中央将领与地方藩镇拥兵作乱之可能性。在官制上，处心积虑地分割事权、互相掣肘。中央另立枢密院而掌军事，专置三司以主财政，多设参知政事为副相，有效分割了相权。地方任命文臣主政州县，直属朝廷；州县之上，增设派遣机构，分设漕司、宪司、仓司等路级“监司”，同掌监察职能，各有所司而互不统属；另设“帅司”专掌一路军事治安；帅司与监司只对朝廷负责，各自独立而互相监督。
君权仍至高无上，但政治常态下，皇帝权力与朝政决策也受到相对的程序约束与朝议监督，中枢决策体制中强化了以台谏官为主体的监察系统与以封驳官为主体的审议系统，在分权制衡上有着长足的进步。这些制度设计，不仅使宋代朝政远较前代开明稳定，作为政治遗产也为后代所继承，近代以前再未重现颠覆皇权与割据地方的大乱之局。
再说统治思想。纵观宋朝制度，其顶层设计之完善与统治思想之进步同步展开。宋朝君臣已有初步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在确立重用文臣、优待文士的国策时，作为政策保障，宋太祖特立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的戒誓。这种统治思想的宽容度，在中国帝制时代堪称空前绝后。
而当时士大夫独立人格之养成，诚有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但“祖宗盛时，以宽宏博大养士气”，尤其值得强调。正是最高统治者能“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宋朝士大夫官僚才得以相对充分地议政论政，在崇文抑武、分割事权的顶层设计下实现其政治抱负。
宋朝精神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则指当时那些出新前代却影响至今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与民族性格。在唐宋之际社会变动中，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关系或新格局在政治、经济、阶级、家族、思想、宗教、民族等领域接踵而至，仅凭旧儒学已难以敷用，亟需一种应对变局、解释现状、维护统治的新儒学。
经两宋数代思想家“断以己意，作新斯人”的创造性转换，宋学作为新儒学流派纷呈，大师迭出，成为先秦诸子学以后一座新高峰。宋学涵盖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方法论等层面，重视思辨，强调义理，推崇理性，讲究致用，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对当时与其后的思想、伦理、教育、史学、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路径，都起着广泛而深刻的作用。
宋学不仅是学术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宋代以后迄于今日的民族素质与价值信仰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举其荦荦大者，略有以下诸端。
其一，平等意识。唐宋之际，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最终取代身份性的贵族地主，他们以科考进入官僚队伍，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却不再世袭；他们在法律身份上互相平等，只对皇帝负责。科举制相对公平与公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而前代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多转为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在地权频繁转移时，政治特权基本让位于经济因素，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
缘于时代的深刻变动，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平等思想；整个社会已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的共识；连农民揭竿而起时都将“等贵贱，均贫富”奉为纲领。这种平等意识的萌生露头，相对前代是新因素，但与近代平等观却有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