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五年，李世民向时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要起居注看，褚遂良心想你这是要干预史官的工作啊，于是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李世民还不死心，又问如果皇帝做错了事，你会据实记录吗？很明显李世民在试探史官对玄武门之事的看法，这还真不好回答，于是褚遂良巧口托词“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顾左右而言他，巧妙避开正题，但一旁的黄门侍郎刘洎就比较直接了：“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总之只要皇帝不干正事，就会有人把他的恶行传诸天下的，这是要彻底断了李世民看起居注的念想啊。
《贞观之治》李世民索要起居注
李世民一直被后世视为皇帝楷模，他能和诸多开国功臣们和睦相处一直被后世所称颂，如果非要在李世民身上找到一点瑕疵，那么篡改史书是他无法向后世交代的重大遗憾。李世民多次索要起居注被拒后任不死心，最后他找到了房玄龄；房玄龄作为尚书省长官分管史书的编写工作，他为官谨慎，又因知道太多秘密，怕李世民找茬削他，因此很难拒绝这个要求；除此之外在编写史书时可能有意美化李世民，这使大唐最重要的一次政变永远成为历史长河里的秘密。
除了玄武门政变，对于晋阳起兵两唐书与《资治通鉴》都非常一致地认为李世民是首功，但这三部书均是以《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两书为蓝本，而这两部书又是在李世民干预下修成的，因此晋阳起兵之说也并非可信。
《起居注》作者温大雅
李世民改史之说疑点重重，关于他的功绩到底有多少水分已很难考证，但一本奇书的出现给后世学者研究唐史带来了希望，那就是《大唐创业起居注》，此书作者温大雅，他从晋阳起兵时就跟随李渊，亲眼目睹了唐军攻破长安的整个过程并与窦威、陈叔达等人参与制定隋恭帝禅位的礼仪，而《起居注》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晋阳起兵至大唐建立这357天的重要历史活动，因此其真实性得到学者的认可，四库全书有这样评价《起居注》：“据事直书，无所粉饰。则凡与唐史不同者，或此书反为《实录》，亦未可定也”，很显然后世学普遍认为《起居注》的真实性高于正史，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虽然后世学者对此书评价颇高，但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的作者在编书时却没有参考此书，并且一致认同晋阳起兵是李世民的功劳；为何《起居注》真实却不被官方认同，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它的成书性质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此书时的目的并非为了记事，而是另有他用。
《起居注》成书的时间大约于武德三年到武德九年，这段时间正是李唐迅速扩张的紧张时期，当此之时北方有梁师都、刘武周、南方萧铣、中原有窦建德和王世充、山东有徐圆朗，北方突厥还时不时南下侵略，可以说整个唐朝势力仅仅局限于黄河以西、巴蜀以北的区域，相比于中原的辽阔大唐急需对外拓展地盘。除了武力拓张，李渊非常注重政治宣传，此时他非常需要一种政治声音，让他在众多的势力割据中得到百姓的认可，于是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顺利出版了。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讲究正统性，相信皇命天授、天子乃上天派来拯救万民的人，温大雅把这种观念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就是要把李渊塑造成这样的人，让天下处在水深火热里的百姓相信李渊就是他们的救星，让那些还在期盼黎明的知识分子认同李渊，让那些驰骋于沙场的将领军们甘愿为李渊效命；于是温大雅通过以下办法开始包装李渊了。
《贞观之治》李渊出兵中原
首先，巧用民谣，隋末之际民间流传“李姓当国”的谣言，杨广为此不知杀了多少李姓重臣，温大雅在《起居注》巧妙地将此民谣与“太原系王气所在”结合起来，他认为太原古时系陶唐氏封地，而李渊世袭唐国公，这样的巧合绝非偶然，在众人的渲染下李渊顺利成为“受命于天”的“潜龙”。这种观念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容易深入人心，一旦百姓认可，李渊很快成为天下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