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兼容精神。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兼容精神遂应运而生。宋学在其创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颇具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反观宋学两大高峰期，“学统四起”，“自出议论”，却颇能宽容并存，客观肯定别派可取处。各家各派大都“出入释老”，融入佛、道相关成果，重构自家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最终形成儒学为体、佛道为用的融通格局，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处杂陈。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处上，整个社会表现得相当宽容。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并影响至今。
其三，淑世情怀。唐宋转型后，经科举制的有力推挽，从非身份性地主阶级中开始崛起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其优秀分子以新儒学为价值观，强调经世，注重践行，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他们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
即以理学“内圣外王之道”而论，他们也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情怀的经典表述。
其四，名节操守。宋朝新儒学痛惜忠义廉耻扫地以尽，表彰名节操守不遗余力，士大夫遂秉淑世情怀锻铸独立人格，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他们强调：“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名节操守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这种气节操守，既有面对权位名利的非分诱逼而维护自身独立自尊的层面，也有面对新主旧朝的易代鼎革而恪尽原有君臣名分的层面，更有面对外国异族的武装入侵而坚持民族大义气节的层面。以上诸层内涵在宋朝都有充分表现。第一层在“侃然守正，无所承望”的刚直官员那里颇有亮点；第二层与第三层，由于民族战争绵延不绝，大义名分尤其激扬，岳飞抗金、文天祥死节等，都被奉为民族气节的最高典范。
当然，宋朝的遗产也有消极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
就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动辄掣肘、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因循苟且、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世，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势所难免。
就精神遗产而言，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自建炎南渡，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宋学明显转向内省的路向，“外王”之道淡出，“内圣”之学凸显。自宋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明清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理性区分宋朝遗产中的新生儿与洗澡水，全单照收与一起泼掉的做法都不足取。
本文节选自2016年2月11日《解放日报·》，为虞云国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