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圣贤也有时代的局限
不管是谁，也都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身份的局限，即使他是圣贤。
就如王阳明，不管是爱护百姓，还是对土匪下狠手，都有他作为官员这一角色的原因，无论如何他都逃避不了官员这个社会角色，当他中科举，走进官场的一刻起，就注定，他要为整个大明朝、为皇帝着想、服务。
就比如，他在江西请求暂缓征税，除了对百姓的情感，还有着防范民变的考量，这在他给皇帝的上疏中他曾多次提到。
而他着力的剿匪，虽然是为民除害，但与维系明王朝的统治也密不可分。
而不管明武宗是多么荒淫无度，他作为臣子，都对其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即使当年他被刘瑾陷害，贬谪到贵州龙场，他也没有怨恨过皇帝，但其实，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不就是明武宗么？倘若明武宗不是那么昏庸，如何会让一个太监把持朝政、肆意妄为呢？
其实不仅是他，历史上的圣贤又有谁能脱离时代的局限呢？哪怕如我们熟知的孔子，不也在意图恢复东周的礼法，极尽保守么？
圣贤不是完人，对于他们，我们不仅要从他们伟大的一面出发，也要更加全面的看待他们的行为，只有这样，我们看到的，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2.狡诈与心狠是为了追求终极目标
马丁路德曾说过：不择手段，实现最高道德。
对于圣贤，如王阳明，他的价值观也是如此，在他心中，更多人的福祉才是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最高道德。
在这个终极目标前，个体的自由与生命可以被牺牲，自己的名声与道德也可以被忽略。
如果杀一个人、几个人，可以拯救更多人，那他会毫不犹豫的下手，甚至使用儒家所不耻的诈术。
是的，为了终极目标，为了他心中的珠穆朗玛峰，他会不择手段。
这从王阳明的剿匪经历中我们能清晰的看出来。
上文我们提到，王阳明曾经给土匪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做过这么一个比喻，他说大家都是朝廷的孩子，现在就好比一家的父母有十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悖逆，要害其他人八个孩子，这时父母必须要把那两个孩子杀掉，以保全其他孩子。
他要剿灭的土匪就是那两个孩子，其它百姓就是那八个孩子，为了保障更多人的安危，他宁愿杀掉那两个不肖子。
在剿匪期间，实行十家牌法这样的恐怖治理，也是同样的道理，为铲除土匪，保一方平安，即使牺牲一些人也在所不惜。
在大义面前，道德是可以被突破的，孟子曾说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所以当王阳明在诱杀池仲容时，从道义上，其实他是没有负担的。
总而言之，王阳明的狡诈甚至是心狠，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众人，不是为了私，而是为了公。
这其实也是东方与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在西方来看，人人平等，个人没有剥夺他人生命与自由的权利，为集体利益也不行，所以才会有那道道德难题：当火车来时，一个岔道要撞五个人，一个要撞三个人，你怎么选择。
也所以才会有，疫情之下，一些西方国家还在为强制戴口罩是不是影响了人们的自由的讨论，甚至发生抵制戴口罩的游行。
虽然王阳明在使用诈术的时候技术娴熟，内心正大光明，但是从感性上讲他的内心其实也是痛苦的。
在记录王阳明形状的《年谱》中曾记录过这么一个事。
在用计把土匪池仲容骗到南昌斩杀之后的当晚，王阳明“自惜终不能化，日已过未刻，不食，大眩晕，呕吐”，也就是说，对于没能感化池仲容，以致最终不得不把他杀掉，王阳明感到很难受，吃不下饭，甚至是眩晕、呕吐。他不是非要用各种办法整死别人，其实也是迫不得已。
